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8号：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2026-18-2-182-001 / 民事 / 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 最高人民法院 / 2023.10.30 / （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 二审 / 入库日期：202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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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库案件
以下为收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官方的指导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件等
指导案例
5 个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9号：西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诉广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明知自己的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然对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损害他人权益的，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他人要求恶意诉讼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7号：江苏宏某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远某波纹管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获取或者拆解被诉侵权产品实物存在客观障碍 ,导致无法以该产品实物作为技术比对依据，但是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图纸与实物高度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图纸作为技术比对的依据；对于权利要求限定的产品正常工作状态下具备的技术特征，可以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分析图纸得出的被诉侵权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呈现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4号：青岛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诉青岛晨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未某某专利权人许可实施许诺销售行为的侵权人，不仅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该赔偿责任不以发生实际销售为前提。关于赔偿数额，当许诺销售侵权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过错与侵权情节，在法定赔偿范围内合理确定。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5号：江苏省金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被诉侵权人组织进行被诉侵权种子的买卖，并实际主导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履行时间等具体交易条件，构成交易组织者、决策者的,可以认定其直接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
参考案例
6 个参考案例
北京金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华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方某某执行异议之诉案
股东仅有夫妻二人的“夫妻公司”不属于我国公司法上的一人公司,故被执行人为“夫妻公司”，申请执行人以其实际构成一人公司为由,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以另诉主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参考案例
王某某诉史某某抚养费纠纷案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付给抚养费的法定义务。其中，“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一般不予支持。
参考案例
董某某与昆明某宽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某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旨在平衡不动产买受人与被执行人的其他金钱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该条规定的“占有”应是指对不动产实际控制的一种事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关于建筑工程未经验收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系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规范保修责任的规定，并不干预买卖双方关于房屋交付与占有的民事合意。
参考案例
重庆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某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经营者在直播带货时未尽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采取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对同类竞品发表评论，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即使该经营者不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情形，也构成商业诋毁，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参考案例
赵某某诉张某某离婚纠纷案
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持续性、高频次的侮辱、辱某某、诋某某，超出夫妻间一般争执范畴，对一方形成持续性精神打压的，可认定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由此导致离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施暴方式及程度、持续时间、过错情况和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
参考案例
徐某某诉刘某某、第三人青岛隽某商贸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1.针对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公司法为公司规定了归入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救济方式，二者的规范意旨和适用条件并不相同，可以并存。故公司主张归入权请求权后，发现归入金额不足以覆盖自己遭受的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关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以公司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后不得再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
5 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参考案例
北京金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华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方某某执行异议之诉案
北京金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华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方某某执行异议之诉案
——股东仅有夫妻二人的“夫妻公司”不属于我国公司法上的一人公司
关键词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夫妻 发起股东 一人公司 人格独立基本案情
方某某与仲某红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03年2月9日办理结婚登记。2003年12月22日，在方某某、仲某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者作为股东（发起人），注册成立了北京华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 000元（币种下同）。某投资公司章程显示，仲某红出资额60 000元，方某某出资额40 000元，已全部实缴。因某投资公司与北京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法院生效判决判令某投资公司偿还某科技公司货款475 000元、违约金78 280元以及安装费5600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某科技公司以债务发生时某投资公司系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由，申请追加股东方某某为被执行人，被法院驳回申请。某科技公司遂提起本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方某某辩称：以夫妻为唯二股东设立的公司不应认定为一人公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8日作出（2022）京0108民初25303号民事判决：追加方某某为（2019）京0108执81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2015）海民（商）初字第10125号民事判决项下某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方某某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8日作出（2023）京01民终1025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8民初253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以夫妻为唯二股东设立的公司能否认定为一人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规定的精神与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基本一致，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除规定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外，还在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对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一人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夫妻公司”，即以夫妻为公司唯二股东的公司不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不应认定为一人公司。另外，我国公司法亦无所谓“实质一人公司”（即股东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使得意思形成、权利归属等方面事实上具有唯一性）的规定，即使在法理层面上,也不能认为“夫妻公司”的意思形成、权利归属等必然具有唯一性,因而也不能认为“夫妻公司”必然构成所谓的“实质一人公司”。因此，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系“夫妻公司”，构成一人公司为由，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条的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然申请执行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以另诉主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以某投资公司的唯二股东系夫妻为由，主张某投资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追加股东方某某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
股东仅有夫妻二人的“夫妻公司”不属于我国公司法上的一人公司,故被执行人为“夫妻公司”，申请执行人以其实际构成一人公司为由,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以另诉主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42条、6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57条第2款）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8民初25303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18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民终10252号民事判决（2024年3月8日）
正文来源文件：北京金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华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方某燕执行异议之诉案.docx
参考案例
王某某诉史某某抚养费纠纷案
王某某诉史某某抚养费纠纷案
——接受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 一般不予支持
关键词
民事 抚养 离婚 成年子女 抚养费 大学 硕士
基本案情
王某某和史某某系母女关系，王某某系史某某之女。王某某2020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国内某公立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23年年初去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史某某与王某某父亲王某庆于2023年2月21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王某庆名下某小区11幢20*室西户归儿子王某兴所有 ,12幢四层1#门市房产一套归王某庆所有；另一小区门市房产一套归史某某所有。王某某认为离婚协议未涉及王某某的生活费、学费等各项费用，虽已年满18周岁，但仍在国外攻读硕士学位，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独立支付生活费、学费等各项费用，且其父亲王某庆系下岗职工，经济条件有限。故王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史某某每年支付王某某生活费、学费等各项费用40000元；2.诉讼费及其他涉案费用均由史某某承担。被告史某某辩称没有钱支付上述款项， 自己亦有欠款未还。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鲁1724民初
4695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本案中，王某某2020年大学本科毕业，现二十五岁，2023年初开始在国外攻读硕士学位，无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形存在，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故王某某要求史某某每年支付生活费、学费等各项费用40000元，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原告作为在读硕士研究生应学会生存与独立，可通过减、免、助、贷、奖等渠道，或勤工俭学等方式来完成学业。
裁判要旨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付给抚养费的法定义务。其中，“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一般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第41条
一审：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23）鲁1724民初4695号民事判决
（2023年9月5日）
正文来源文件：王某静诉史某华抚养费纠纷案.docx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8号：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指导性案例278号：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 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 恶意诉讼 权利基础 明知 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明知自己的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然对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损害他人权益的，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他人要求恶意诉讼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某仪器公司）是授权日为2000年11月1日、名称为“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案涉专利）的专利权人。2006年3月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网站刊登了案涉专利权因未缴年费而终止的公告。2006年5月23日,日某仪器公司以其在2005年发现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某科技公司）生产、销售的“智能靶式流量计”侵害案涉专利权为由,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简称第一次诉讼），请求判令恒某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币种下同）及维权合理开支2.5万元。2006年11月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泉民初字第230号民事判决，认定恒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未侵害案涉专利权，驳回日某仪器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日某仪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08年3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闽民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日某仪器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8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8）民申字第504号民事裁定，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2014年12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民再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认定恒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案涉专利权，故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恒某科技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日某仪器公司12.5万元。
2015年12月25日， 日某仪器公司以恒某科技公司在2006年5月被第一次起诉后至2010年期间仍大量生产、销售侵害案涉专利权的产品为由,再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简称第二次诉讼),请求判令恒某科技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350万元。恒某科技公司提交了案涉专利权已经于2006年3月1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终止的证据。2016年5月23日， 日某仪器公司申请撤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6）闽05民初17号之一民事裁定，准许日某仪器公司撤回起诉。
2017年1月4日， 日某仪器公司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终止案涉专利权，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7月2日， 日某仪器公司申请撤回起诉。2018年7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7）京73行初31号行政裁定，准许日某仪器公司撤回起诉。
2019年5月27日， 日某仪器公司针对第二次诉讼中的被诉侵权行为,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简称第三次诉讼），请求判令恒某科技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450万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移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6月4日， 日某仪器公司申请撤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闽02民初34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日某仪器公司撤回起诉。
2020年7月8日， 日某仪器公司以与第三次诉讼相同的请求和理由,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简称第四次诉讼）。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8日作出（2020）闽02民初963号民事判决，驳回日某仪器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日某仪器公司不服，上诉至
最高人民法院，但未依法缴纳案件受理费，且申请撤回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9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921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022年1月，恒某科技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日某仪器公司在明知案涉专利权被终止的情况下，恶意提起上述第三次、第四次诉讼，损害恒某科技公司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日某仪器公司向恒某科技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50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8日作出（2022）闽02民初 151号民事判决，判决日某仪器公司赔偿恒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6万元，驳回恒某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 日某仪器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恒某科技公司关于日某仪器公司提起第三次、第四次知识产权诉讼构成恶意诉讼的主张是否成立，以及如构成恶意诉讼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本案中，审查日某仪器公司提起的第三次、第四次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明知起诉缺乏权利基础、事实根据仍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对于造成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恶意。
其一，案涉专利权已于2006年3月1日被公告终止且该终止状态已经确定，第三次、第四次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日某仪器公司未依规定缴纳专利年费，案涉专利权于2006年3月1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终止。日某仪器公司虽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终止案涉专利权的决定不服，并于2017年1月4日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又于2018年7月撤回起诉，案涉专利权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已经确定。
其二， 日某仪器公司知晓其提起第三次、第四次诉讼缺乏权利基础 。日某仪器公司自认在2016年5月（第二次诉讼）时即已知晓案涉专利权终止并因此撤回起诉，其第三次、第四次诉讼均针对恒某科技公司在案涉专利权终止后实施的行为，其起诉已明显不具有权利基础。同时， 日某仪器公司在第三次、第四次诉讼时均委托律师代理。日某仪器公司对其诉讼没有权利基础应当具有清晰认知，在此情况下仍然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可以认定其追求或者放任让恒某科技公司因诉讼而受到损害。
其三， 日某仪器公司第三次、第四次诉讼的行为已造成他人损失。因日某仪器公司提起的第三次、第四次诉讼，恒某科技公司须支出应对诉讼的律师费等费用；在第四次诉讼中因日某仪器公司申请而对恒某科技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亦给恒某科技公司造成损失；此外，恒某科技公司已举证，其计划参加的多次招投标活动中，招标方要求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恒某科技公司因日某仪器公司起诉而失去投标机会。上述损失均因日某仪器公司提起第三次、第四次诉讼而起，属于侵权损害。
综上， 日某仪器公司系明知其起诉明显缺乏权利基础，仍提起第三次、第四次诉讼，属于滥用诉讼权利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恶意诉讼。恒某科技公司因此受有包括丧失商业机会、支付诉讼费用、无法正常使用被保全财产等在内的损失， 日某仪器公司应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因恒某科技公司并未提起上诉，即其对一审判决的损害赔偿金额不持异议，故二审不予调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第1165条、第1184条
正文来源文件：指导性案例278号：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docx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9号：西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诉广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指导性案例279号：西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诉广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 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实质性相似 妨害证据保全 不利后果 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1.在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软件著作权人能够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的名称、版本号、权利人信息等特有信息相同或者软件界面设计高度近似的，人民法院一般无需进行软件代码比对即可以认定两软件构成实质性相似，但被诉侵权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2.在侵害知识产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妨害人民法院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推定,包括认定未能依法保全的产品构成侵权，并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该妨害证据保全的行为作为侵权情节予以考量。
基本案情
西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某软件公司）诉称其系NX系列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案涉软件）的著作权人。该系列软件是面向制造业的计算机软件，可以用于3D设计、数字仿真检测及辅助制造。广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某模具公司）主要从事模具产品的制造,其未经许可复制和商业使用西某软件公司的案涉软件，侵害了西某软件公司案涉软件的著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西某软件公司主张按照沃某模具公司的侵权软件数量乘以正版案涉软件的价格来确定其实际损失。遂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某模具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人民币2712827元（币种下同）。
根据西某软件公司的申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赴沃某模具公司进行证据保全，并向该公司在场管理人员详细说明了拟采取的保全措施以及拒不配合证据保全的法律后果。经现场统计，沃某模具公司办公室共有 26台电脑。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保全了17台电脑且其中9台电脑显示安装有13套NX系列计算机软件后，沃某模具公司突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等方式妨害证据保全工作，导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被迫终止，其余9台电脑未完成证据保全。一审审理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沃某模具公司妨害证据保全的行为予以训诫，沃某模具公司亦向该院提交了《检讨书》，对其妨害证据保全的行为作出检讨和道歉。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8）粤73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一、沃某模具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西某软件公司案涉软件著作权的行为；二、沃某模具公司赔偿西某软件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及维权合理费用10万元；三、驳回西某软件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5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
109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沃某模具公司赔偿西某软件公司经济损失2612827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沃某模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4246号民事裁定：驳回沃某模具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沃某模具公司是否侵害了案涉软件著作权；二是如何认定侵权软件的数量并确定赔偿数额。
一、沃某模具公司侵害了案涉软件著作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根据证据保全的情况，已经查明沃某模具公司的17台保全电脑中，有9台电脑显示了13套NX系列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信息和版本信息，部分软件显示版权人即为西某软件公司，显示版本号为NX8的有8套，NX10的有2套，NX11的有2套，NX12的有1套。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西某软件公司案涉软件高度近似（包括具有相同名称、版本号及版权人信息）的情况下，无需进行软件代码比对即可以推定沃某模具公司复制了西某软件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案涉软件，此时沃某模具公司应当提供相应反证以反驳。但是，沃某模具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过案涉软件，亦未就其安装的被诉侵权软件与西某软件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案涉软件有何区别提供证据或者作出合理说明，且沃某模具公司亦承认被诉侵权软件是其员工从网上下载。综上，可以认定沃某模具公司未经西某软件公司许可，复制了案涉软件，侵害了西某软件公司的著作权。
二、侵权软件数量的认定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证据保全措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重要手段。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妨害证据保全，不但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经查，本案证据保全过程中，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已经向沃某模具公司释明若妨害证据保全将推定其安装了侵权软件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情况下，沃某模具公司仍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等方式妨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致使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其他9台案涉电脑未完成保全。在已经确认部分已保全电脑安装了案涉软件的情况下，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推定未能保全的9台案涉电脑亦安装了案涉软件，并在确定本案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一并考虑。
本案中，侵权软件数量、正版软件售价等案件事实较为清楚，故可以根据著作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来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在计算时，重点考虑了以下因素：1.侵权数量。推定9台未保全的电脑上均安装了案涉软件，故沃某模具公司至少复制了22套案涉软件，侵权数量较大。2.案涉软件的知名度及价格。西某软件公司的案涉软件适用于工业制造，具有一定知名度，经济价值较高。3.沃某模具公司的侵权情节。沃某模具公司在本案中实施了妨害法院证据保全的行为，情节较为严重。综合上述因素，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西某软件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出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50万元的法定赔偿额上限，且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因此，对西某软件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西某软件公司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客观存在,其主张的数额没有超出合理范畴，亦予以全额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10条、第53条、第5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 、第48条、第4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 33号，2019年修正）第95条
正文来源文件：指导性案例279号：西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诉广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docx
参考案例
董某某与昆明某宽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某某
董某某与昆明某宽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某某
——不能仅以建设工程未经验收就否定买受人占有房屋的合法性
关键词
民事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未经验收 占有 合法性
基本案情
云南某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希公司）在其名下四块土地上开发建设某公馆项目，共六栋单体建筑，于2014年7月2日开工建设,于2015年2月10日主体封顶断水。该项目至今尚未竣工验收。
2013年8月26日，某希公司与董某某签订《定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约定董某某向某希公司定购某公馆7号楼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总建筑面积3900㎡，总价款7000万元，并约定了款项支付具体时间节点。后董某某针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专属设计，并支付了购房款。项目主体封顶后，董某某搬入案涉房屋，该楼栋现由董某某实际控制管理。
另，在鲁某与某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查封了某希公司名下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五栋房屋。鲁某与某希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达成民事调解书。因某希公司未依约还款，鲁某申请强制执行。后鲁某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云南某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瑞公司），该公司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昆明某宽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宽公司），申请执行人现为某宽公司。2017年6月16日，法院裁定拍卖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
董某某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2018年1月8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某瑞公司为被告（当时债权尚未转让给某宽公司）、某希公司为第三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1.确认案涉《定购协议》《
补充协议》有效；2.不得对案涉房屋申请执行；3.确认董某某对案涉房屋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4.撤销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云民初8号民事判决：驳回董某某的诉讼请求。董某某和某瑞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79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初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变更某宽公司为申请执行人，重审过程中，某瑞公司申请将被告由某瑞公司变更为某宽公司，董某某不同意变更，仅同意将某宽公司追加为被告之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2021）云民初25号民事判决：一、董某某与某希公司2013年 8月26日签订的《定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有效；二、董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剩余房款1030万元按照要求交付执行后，不得执行案涉房屋；三、驳回董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董某某与某宽公司均不服 ,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2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终
21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董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董某某仍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9日作出（2024）最高法民申3914号民事裁定 ：本案由本院再审。
根据董某某提交的新证据，经再审查明，截至2016年11月16日，董某某除支付5970万购房款外，还通过利息抵扣房款等方式支付1033.4万元购房款，支付总额（7003.4万元）已超过《定购协议》约定的7000万元总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22日作出（2025）最高法民再44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本院（2022）最高法民终2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云民初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维持本院（2022）最高法民终2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撤销本院（2022）最高法民终2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不得执行案涉房屋；五、驳回董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董某某就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上述规定与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基本一致）按照上述规定，买受人已经合法占有相应不动产，是其能够排除对该不动产的强制执行的必要条件。该规定旨在平衡不动产买受人与被执行人的其他金钱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该条规定的“占有”应是指对不动产实际控制的一种事实状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年修正）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上述规定被2019年修正的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所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年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上述规定被2019年修正的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所沿用）。上述关于建筑工程未经验收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系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规范保修责任的规定，并不干预买卖双方关于房屋交付与占有的民事合意。对于未经验收的房屋，在买受人取得开发商的同意之后自愿接收占有，不能否定买受人已实际占有的事实，亦不能仅以该房屋未经验收就否定买受人占有的合法性。
本案中，董某某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已签订合法有效的《定购协议 》及《补充协议》，并支付了对应的购房款，且案涉房屋系因法院查封未能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后续产权登记，董某某对此并无过错。董某某就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键在于其是否系在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产。本案中，董某某并非以“拧门撬锁”等暴力方式占有案涉房屋，而是在取得开发商某希公司的许可之后 、法院查封前搬入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此后一直处于董某某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尽管董某某搬入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尚未进行竣工验收,但不能否定买卖双方关于房屋交付与占有的民事合意，亦不能否认董某某实际控制占有的事实状态。综上，董某某系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结合其已经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事实，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法院依法作出上述裁判。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旨在平衡不动产买受人与被执行人的其他金钱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该条规定的“占有”应是指对不动产实际控制的一种事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关于建筑工程未经验收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系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规范保修责任的规定，并不干预买卖双方关于房屋交付与占有的民事合意。对于未经验收的房屋，在买受人取得开发商的同意之后自愿接收占有，不能否定买受人已实际占有的事实，亦不能仅以该房屋未经验收就否定买受人占有的合法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61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1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61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27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7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5〕10号）第1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
第一次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初8号民事判决
（2018年11月6日）
第一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92号民事裁定
（2021年4月2日）
重审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云民初25号民事判决
（2021年11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218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22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申3914号民事裁定
（2025年9月19日）
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民再445号民事判决
（2026年6月22日）
正文来源文件：董某金与昆明某宽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docx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7号：江苏宏某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远某波纹管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指导性案例277号：江苏宏某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远某波纹管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侵权比对 产品图纸 实物难以获取或者拆解
裁判要点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获取或者拆解被诉侵权产品实物存在客观障碍 ,导致无法以该产品实物作为技术比对依据，但是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图纸与实物高度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图纸作为技术比对的依据；对于权利要求限定的产品正常工作状态下具备的技术特征，可以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分析图纸得出的被诉侵权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呈现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
基本案情
2006年8月11日，宋某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的发明专利，2007年10月17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610******.*。2011年5月17日，宋某根将该专利权转让给江苏宏某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宏某科技公司）。该专利至诉讼时仍处于专利保护期。该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权利要求1为：“一种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包括芯管（1）、密封压盖（3）、密封座（5）、连接管（7），芯管（1）的一端插入连接管（7）中，连接管（7）与密封座（5）的一端固定相连并套装在芯管（1）上，在芯管（1）伸入连接管（7）的一端上至少设有一个环形外凸台（8），在密封座（5）的内表面上至少设有一个环形内凸台（9），密封压盖（3）套装在芯管（1）上并插入密封座（5）的另一端中与安装在密封座（5）的内表面与芯管（1）的外表面之间的环面密封件（4）相抵，密封压盖（3）和密封座（5）通过连接件（2）相连，其特征是在密封座（5）和芯管（1）之间至少形成有一个由密封座（5）内表面、芯管（1）外表面以及环形外凸台（8）、环形内凸台（9）的侧面形成的密封腔，在所述的密封腔中安装有端面密封件（6），所述密封腔的空间大小基本不变。 ” 权利要求3为：“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其特征是所述的密封件（4，6）为耐高温高压密封材料件。”权利要求4为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其特征是所述的连接管（7）为变径管接头，其与密封座（5）固定相连的一端的管径大于其与管道相连的一端的管径。”案涉专利说明书载明的背景技术为
：“目前，传统的套管式、波纹管式以及钢球式管道补偿装置由于存在结构复杂、成本高、安装不便及补偿量小等原因已逐步被旋转式补偿器所替代，目前正在大量使用的旋转补偿器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补偿量大的优点。但在实际使用中人们发现由于密封结构存在问题，会产生端面泄漏，尤其是在输送高温、高压介质时，会出现泄漏现象，因此必须对其密封结构进行改进，以适应高温、高压输送管道的使用需求。 ”发明内容为：“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旋转补偿器存在的高温、高压密封性差的问题，设计一种带有新的密封结构的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发明具有的优点为：“由于在一个相对密封的密闭腔中，密封件的膨胀系数大于腔体的膨胀系数，因此，温度、压力越高，密封件与端面的贴合程度越好，因此密封效果更佳”，“可应用到各类高温、高压介质管道的补偿中”。案涉专利说明书最后一段载明：“综上所述,在现有的旋转补偿器中增加端面密封件是本发明的关键之所在，但凡通过增加端面密封件的方法解决旋转补偿器泄漏的均被认为涵盖在本发明之中。”
2013年，某集团广西某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某湾热电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采购了江苏远某波纹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生产的旋转补偿器，用于石油供热蒸汽管线项目 。买卖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及补充合同载明：购买旋转补偿器122台，每台单价为人民币43640元（币种下同）；波纹补偿器3台，每台单价为
33997.5元，合同总价为5426072.5元。卖方提出的并经双方联络会上确定的详细设计图纸（安装设计）及技术指导方案在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前不得改变或者修改，但买方有权以适应现场条件提出变更或者修改，并向卖方作出书面通知，卖方应给予充分考虑，尽量满足买方的要求。买卖双方签订的补偿器技术协议约定：旋转补偿器必须为耐高温高压、自密封、免维护、防泄漏无推力型，其产品密封结构必须有环面和端面双重密封，产品主要结构由芯管（旋转筒）、密封座（外套管）、变径管 、滑动环（密封环）、填料法兰、密封填料等部件组成。卖方需免费提供现场解剖或者解体检验的旋转补偿器，买方将现场抽检其是否符合技术协议要求。完工后的产品应与最后确认的图纸一致。设备在现场安装时，如卖方技术人员进一步修改图纸，卖方应对图纸重新收编成册，正式递交买方，并保证安装后的设备与图纸完全相符。附件11为旋转补偿器附图（以下简称案涉合同附图），该附图载明，密封腔的腔体内装有紫铜耐高压石墨复合垫片，密封座、芯管等为15CrMoG材料。广西某湾热电公司经核查后确认未收到过设备图纸修改的文件。
江苏宏某科技公司亦参与了案涉管网工程中的补偿器投标，该公司初始报价为：每台旋转补偿器单价为8.82万元，每台波纹补偿器的单价为2.5万元。
江苏宏某科技公司于2018年以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广西某湾热电公司侵害其旋转补偿器发明专利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2.广西某湾热电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侵权产品；3.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赔偿江苏宏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500万元。
江苏宏某科技公司主张的权利保护范围为权利要求1、权利要求1和 3、权利要求1和4，共计3种技术方案，主张的比对对象为案涉合同附图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认为，案涉合同附图与其实际供货的旋转补偿器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案涉合同附图不应作为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权的比对对象。即使将案涉合同附图与专利权利要求1、3、4的内容进行比对，被诉侵权产品采用芯管与连接管直接相顶的连接方式，与案涉专利的技术特征“芯管的一端插入连接管中 ,连接管套装在芯管上”结构不同，功能上也具有多个区别，二者不构成等同特征。被诉侵权产品的端面密封件为紫铜耐高压石墨复合垫片,由于其材料柔性和热膨胀特性将导致密封腔在高温高压的工作状态下空间缩小，与案涉专利的技术特征“密封腔空间大小基本不变”不同。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苏01民初 366号民事判决：一、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江苏宏某科技公司ZL200610******.*号“管道用耐高压旋转补偿器”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二、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江苏宏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400万元；三、驳回江苏宏某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8）苏民终12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 1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3831号民事裁定：驳回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附图是否可以作为本案技术比对的依据；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案涉专利“密封腔的空间大小基本不变”的技术特征。
一、案涉合同附图是否可以作为本案技术比对的依据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一般情况下应将被诉侵权产品实物所具备的技术特征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但在获取或者拆解被诉侵权产品实物存在困难时，如有充分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应具备的技术特征，则可以将经证据证明的技术特征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用于流体介质传输管道，从正在运营的传输管道中拆解该产品存在技术困难，并将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方利益的重大损失。根据案涉产品采购合同和技术协议的约定 ,由卖方提出的并经双方联络会上确定的详细设计图纸（安装设计）及技术指导方案在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前不得改变或者修改；完工后的产品应与最后确认的图纸一致；设备在现场安装时，如卖方技术人员进一步修改图纸，卖方应对图纸重新收编成册，正式递交买方，并保证安装后的设备与图纸完全相符。广西某湾热电公司经核查后确认未收到过设备图纸修改的文件。案涉产品工作环境为高温高压，属于特种设备，该类设备设计施工具有严格的行业标准，任何未经论证的设计改动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虽称其与案涉用户确认变更了技术图纸，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合同附图与被诉侵权产品实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案涉合同附图即被诉侵权产品图纸可以作为本案技术比对的依据。
二、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案涉专利“密封腔的空间大小基本不变 ”的技术特征
在该问题上，双方当事人的一个主要争议点是，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1限定的“密封腔的空间大小基本不变”这一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因本案系以被诉侵权产品图纸作为技术比对的依据，而图纸通常仅能反映产品处于静态而非工作状态的形态 ,故在比对相关技术特征时，对此应予充分注意。
首先，根据专利发明目的可以认定，专利权利要求限定的相关部件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专利所保护产品在工作状态下的关系。其次，被诉侵权产品与案涉专利实现端面密封的原理相同，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管道中介质压力越大，密封腔的内、外环形凸台与端面密封件、芯管的外表面、密封座的内表面相互挤压作用越强烈，密封效果越好；而一旦介质或其他外力产生的压力过大，使固体密封件产生不可逆的形变，则将导致端面密封件的损坏和非正常工作状态，这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使用旋转补偿器时应避免出现的状态。故在密封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下考量其空间大小才有实际意义。再次，案涉合同附图中的密封腔与专利密封腔结构一样，虽然从该图纸中局部视图可以看出，腔体并未密封，芯管上的凸台未接触密封座的内表面，密封座的凸台未接触芯管的外表面 ,但这显然是旋转补偿器未工作下的状态。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基于该图纸可以分析出密封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空间大小的变化趋势。最后
,就机械挤压作用而言，被诉侵权产品正是因为选用了固体密封件紫铜耐高压石墨复合垫片，其在临界压力之下的正常工作状态中，将保持相对稳定的体积和形状，从而使得密封件在内外环形凸台的挤压下仅产生非常微小的形变，使密封腔空间大小基本不变。即使考虑到材料的热膨胀特性，无论金属还是石墨，热膨胀系数都在10-6/℃量级，对密封腔空间大小变化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小的。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称由于石墨材料柔软和密封腔材料的热膨胀特性，将导致密封腔在高温高压的工作状态下空间缩小，既违背产品正常工作原理亦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故被诉侵权产品的密封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应保持大小基本不变，具备案涉专利权利要求1“密封腔的空间大小基本不变”的技术特征。
综上，被诉侵权产品具备案涉专利相应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 ,江苏远某波纹管公司被诉行为构成侵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第11条第1款、第6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第 1款、第59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法释〔2001〕21号，2020年修正）第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7条）
正文来源文件：指导性案例277号：江苏宏某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远某波纹管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docx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4号：青岛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诉青岛晨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指导性案例274号：青岛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诉青岛晨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许诺销售 民事责任 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未某某专利权人许可实施许诺销售行为的侵权人，不仅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该赔偿责任不以发生实际销售为前提。关于赔偿数额，当许诺销售侵权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过错与侵权情节，在法定赔偿范围内合理确定。
基本案情
青岛青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某重工公司）是名称为“立式二次构造柱泵”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案涉专利）的专利权人。青某重工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公证保全了青岛晨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某机械公司）在某网络平台店铺中展示立式二次构造柱泵的网页；2019年10月20日，其再次公证保全了晨某机械公司网站上展示立式二次构造柱泵的网页。后青某重工公司以晨某机械公司制造、许诺销售 、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侵害案涉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晨某机械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晨某机械公司辩称，其仅实施许诺销售的行为，并未实施制造、销售行为，既未给青某重工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亦未通过许诺销售行为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故青某重工公司有关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诉侵权产品具备案涉专利相应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晨某机械公司在其网站及某网络平台店铺中展示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侵权行为。青某重工公司未就晨某机械公司实施制造、销售行为提交证据。
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2019）鲁02知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一、晨某机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侵害青某重工公司“立式二次构造柱泵”实用新型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二、晨某机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青某重工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包含合理开支，币种下同）；三、驳回青某重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晨某机械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6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晨某机械公司实施许诺销售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何种侵权责任。
晨某机械公司为销售目的在网络平台店铺中展示案涉侵权产品，构成许诺销售。未某某许可的许诺销售行为是专利法明确禁止的一种侵权行为，既可能发生在产品制造完成之后，也可能发生在产品制造完成之前 ；既可能发生在产品销售之前，也可能发生在销售过程中。许诺销售行为虽然目的指向销售行为，但是本身属于一种法定的独立的侵权行为方式。该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不以销售是否实际发生为前提。这是因为未某某许可的许诺销售行为一旦发生，无论是否实际销售，一般都会造成相关专利许可使用费损失；而且被诉侵权人许诺销售的价格通常低于专利产品的价格，故许诺销售行为会对潜在消费者产生心理暗示，影响专利产品的合理定价，或者导致消费者放弃购买专利产品转而考虑与被诉侵权人联系购买，造成专利产品正常销售的延迟甚至减少；许诺销售侵权行为还可能对专利产品的广告宣传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可见，许诺销售行为既会给专利权人造成许可使用费损失，又可能造成专利产品的价格侵蚀、商业机会的延迟甚至减少等损害。对上述损害，亦应依法予以救济，故在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的同时，也应判令其就许诺销售行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此更有利于保护和激励创新，更有利于实现专利法的立法目的，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如果仅仅因为许诺销售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害后果难以准确证明，就免除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仅令其承担停止许诺销售行为、支付专利权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则不利于保护专利权和实现专利法立法目的。
专利权人难以举证证明其因许诺销售行为遭受的具体损失时，可以通过法定赔偿方式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正是因为考虑到专利侵权损害证明的困难，专利法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在专利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等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在青某重工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晨某机械公司侵权获利、案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案涉专利的类型、晨某机械公司的主观过错、晨某机械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及青某重工公司的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依法酌定晨某机械公司赔偿青某重工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第11条第1款、第7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第1款、第65条）
正文来源文件：指导性案例274号：青岛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诉青岛晨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docx
参考案例
重庆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某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重庆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某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直播带货中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不正当竞争 商业诋毁 直播带货 误导性信息 片面陈述 模糊指向 不当关联 注意义务
基本案情
重庆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酒业公司）系核定使用于酒类商品上的“江某某”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某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选”抖音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 ,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31日， “某选”主播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针对网友提问“酿造的还是兑的”，主播回答“首先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它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江某某’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江某小曲就没有这个标（小金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等。
某酒业公司认为，上述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其“江某某”产品非纯粮酿造，导致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受损，构成商业诋毁，遂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赔偿损失。某科技公司辩称， “江某某”品牌主营产品不是白酒而是果味酒，直播言论系基于果味酒不属于国家标准所定义的白酒的事实而作出，不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情形；相关评论系主播结合自身消费经历、在回答消费者提问时的临场发挥，不具有诋毁故意，不构成侵权。
某酒业公司举示的《检验报告》《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证书》等证据证明多款“江某某”白酒符合小曲固态法白酒标准或获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证书。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6日作出（2024）渝01民初606号民事判决：一、某科技公司赔偿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二、驳回某酒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科技公司在直播带货中发表的相关评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十一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上述规定被202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所沿用）依照上述规定，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是商业诋毁的基本方式。随着新业态的发展，经营者通过直播带货方式宣传、推广、销售有关商品已经成为常态。在此模式下，带货主播出于吸引粉丝、流量或带货等目的，常对同类竞品发表相关评论。但是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直播间主播的带货行为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且其带货言论通过网络传播通常会产生较大影响，故经营者及其主播对所推销商品的同类竞品进行评价时，应当尽到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否则即可能损害同类竞品经营者的竞争权益。故经营者及其主播即使不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情形，但却未尽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采取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对其他商品发表评论，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构成商业诋毁，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主播在评论同类竞品白酒时，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江某某’包装上无‘白酒’字样”进行不当关联，未对“江某某”旗下白酒与果味酒进行必要区分，亦未呈现“江某某”多款白酒已获得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虽然部分表述有一定事实基础，但是经其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得出“江某某”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这一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损害了“江某某 ”白酒商品的声誉、“江某某”商标权利人和使用“江某某”字号企业的声誉，使得相关经营者丧失一定的交易机会。并且，主播作为白酒行业的从业者，熟悉相关背景知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对同类竞品发表的对比评论系误导性信息，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却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对于编造、传播误导性信息持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心态。综上，某科技公司在直播带货过程中编造、传播误导性信息，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故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裁判要旨
经营者在直播带货时未尽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采取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对同类竞品发表评论，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即使该经营者不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情形，也构成商业诋毁，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第19条
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606号民事判决
（2025年11月6日）
正文来源文件：重庆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某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docx
参考案例
赵某某诉张某某离婚纠纷案
赵某某诉张某某离婚纠纷案
—— “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离婚 辱某某 侮辱 家庭暴力
基本案情
赵某某与张某某于2013年9月2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初婚，2014年3月 11日生育一女张小某。婚后双方因家庭矛盾关系恶化， 自2023年3月底分居，婚生女张小某随赵某某共同生活。2023年7月，赵某某以张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等为由，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其直接抚养，张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3000元（币种下同）直至孩子独立生活，并就家庭暴力行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在一审庭审中，张某某同意离婚，但辩称双方仅属于夫妻日常争执、小打小闹，不存在家庭暴力，同时对抚养费数额提出异议，不同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女儿张小某的陈述以及赵某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证据，张某某经常酒后无故谩骂赵某某，外出打麻将后 ,也经常因为输钱心情不好，侮辱、诋某某赵某某。双方均同意离婚后配合对方行使子女探望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京0111民初9399号民事判决：一、准予赵某某与张某某离婚。二、婚生女张小某由赵某某直接抚养， 自2023年10月起张某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不含医疗费)至张小某年满十八周岁止，张某某享有探望权。三、张小某2023年7月14日后经报销的医疗费凭票据由张某某负担二分之一。四、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离婚损害赔偿1万元。五、驳回赵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张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张某某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不尊重妇女的言论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2日作出（2023）京02民终178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某实施的辱某某、诋某某等行为，是否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应否向赵某某承担相应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按照上述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按照上述规定，家庭暴力既包括殴打、捆绑、残害等身体侵害型家庭暴力，也包括经常性谩骂、人格侮辱、恐吓胁迫等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持续性、高频次的侮辱、辱某某、诋某某，超出夫妻间一般争执范畴,对一方形成持续性精神打压的，可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由此导致离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施暴方式及程度、持续时间、过错大小、被施暴方受伤害情况、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
本案中，张某某经常酒后无故谩骂赵某某，外出打麻将后，也经常因为输钱心情不好，侮辱、诋某某赵某某，对赵某某造成持续性的精神伤害，构成家庭暴力。赵某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综上，法院根据张某某施暴方式及程度、持续时间、过错情况和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张某某承担1万元离婚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
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持续性、高频次的侮辱、辱某某、诋某某，超出夫妻间一般争执范畴，对一方形成持续性精神打压的，可认定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由此导致离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施暴方式及程度、持续时间、过错情况和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9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
一审：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3）京0111民初9399号民事判决
（2023年9月27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17830号民事判决
（2024年2月22日）
正文来源文件：赵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docx
参考案例
徐某某诉刘某某、第三人青岛隽某商贸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徐某某诉刘某某、第三人青岛隽某商贸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公司归入权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并存
关键词
民事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 谋取公司商业机会 归入权 损害赔偿 并存 填平原则
基本案情
青岛隽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某商贸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31日，主要经营牛卡纸、复印纸等。股东刘某某、徐某某持股比例分别为50%，刘某某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22年6月17日，青岛梓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某商贸公司）设立，经营范围与隽某商贸公司基本相同，刘某某持股比例为99%，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徐某某认为，刘某某利用职务便利谋取本属隽某商贸公司的商业机会,经营同类业务，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显著下滑，其行为违反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在书面请求监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果后，2025年5月7日，徐某某遂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请求判令：刘某某赔偿隽某商贸公司损失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币种下同）。
刘某某辩称：徐某某已经在另案中行使了公司归入权，即要求判令将刘某某在梓某商贸公司的收入归隽某商贸公司所有，而归入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重叠行使，隽某商贸公司不能因为刘某某的同一行为而重复获利 ,故请求驳回徐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自梓某商贸公司设立后至2025年8月，其销售对象中有 29家公司原系隽某商贸公司的客户，梓某商贸公司共向该29家客户销售牛卡纸、复印纸共计金额734万余元。与此同时，隽某商贸公司牛卡纸、复印纸销量出现断崖式下跌。
还查明，为了追究刘某某的违信责任、弥补隽某商贸公司损失，徐某某曾另案起诉刘某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请求判决刘某某所得收入20万元归隽某商贸公司所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02民终15489号判决，判令刘某某在梓某商贸公司2022年6月17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的工资薪金8000元及劳务费38000元，共计46000元，支付给隽某商贸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7日作出（2025）鲁0203民初11963号民事判决：刘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隽某商贸公司剩余损失150000元（该赔偿已扣除另案判决的应归入隽某商贸公司的46000元）。宣判后，刘某某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5日作出（2025）鲁02民终1730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隽某商贸公司的归入权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并存；二是刘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如何确定。
一、隽某商贸公司的归入权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并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针对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公司法为公司规定了归入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救济方式。其中，归入权请求权 ,是通过将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所获取的收益归入公司，达到震慑该类人员自利行为的目的，其并不以公司遭受财产损失为前提；而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旨在弥补公司因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的过错行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必须以存在该财产损失为前提，并考虑损害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二者的规范意旨和适用条件并不相同，可以并存。故公司主张归入权请求权后，发现归入金额不足以覆盖自己遭受的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关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以公司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后不得再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隽某商贸公司与梓某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均包括印刷包装材料、日用百货等产品的批发和零售。而隽某商贸公司成立远早于梓某商贸公司，案涉29家客户单位是前者自行开拓且长期稳定的交易客户。刘某某在隽某商贸公司履职期间，作为执行董事一直掌管客户资源、交易报价；梓某商贸公司设立后，刘某某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直接负责该公司的经营决策、客户开发和业务承接等关键环节,故刘某某具备利用职务便利谋取隽某商贸公司商业机会的客观条件。在案证据显示，梓某商贸公司设立后不久，原与隽某商贸公司合作的案涉 29 家客户均转向与梓某商贸公司从事相同交易，导致隽某商贸公司业绩断崖式下滑。以上足以证明刘某某利用职位便利谋取隽某商贸公司商业机会，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给隽某商贸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虽然相关联的另案已判决刘某某将在梓某商贸公司的违法收入46000元归入隽某商贸公司，但并不足以补偿隽某商贸
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故隽某商贸公司仍可以向刘某某请求赔偿损失。因书面请求隽某商贸公司监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果，徐某某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刘某某向隽某商贸公司赔偿损失，并无不当。
二、刘某某赔偿损失的范围如何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据此，侵害财产损害赔偿，以“填平损失”为原则，一般不得超过受害人的损失。如前所述，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而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的归入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并存，但是二者主张的受偿数额之和，应当以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为限。故公司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后仍不能填平损失，另行起诉请求相关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应扣除公司通过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已经获得的数额。
本案中，法院综合考量梓某商贸公司与案涉29 家客户的经营规模、产品类型和管理成本、获利数额、刘某某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财产损失总额为196000元。因另案已判决刘某某将其在梓某商贸公司的收入46000元返还给隽某商贸公司，本案判令刘某某仍应赔偿隽某商贸公司150000元。
裁判要旨
1.针对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公司法为公司规定了归入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救济方式，二者的规范意旨和适用条件并不相同，可以并存。故公司主张归入权请求权后，发现归入金额不足以覆盖自己遭受的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关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以公司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后不得再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公司的归入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并存，但是二者主张的受偿数额之和，应当以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为限。故公司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后仍不能填平损失，另行起诉请求相关董事、监某某、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应扣除公司通过行使归入权请求权已经获得的数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183条、184条、第186条、第188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5）鲁0203民初11963号民事判决（2025年10月27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02民终17304号民事判决（2026年3月5日）
正文来源文件：徐某诉刘某、第三人青岛隽某商贸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docx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9-28 11:08:03
完善案件提级管辖制度是加强审判监督指导、促进法律适用统一、做实严格公正司法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以及《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为持续发挥提级管辖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提级管辖制度的规范性、精准性，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制发《关于加强和规范案件提级管辖和再审提审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2024年、2025年先后发布两批提级管辖典型案例，推动实现了“提级一件、指导一片”的效果。
为进一步释放提级管辖在明确案件裁判规则、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动矛盾纠纷公正高效化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制度效能，最高人民法院选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审理的四件案例，编写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这些案例中，有的作为标杆性案件统一了辖区内多发、易发类型化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的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的有效维护了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有力支撑和服务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认为属于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情形，不宜由本院审理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提级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规范适用提级管辖制度，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涉及重大利益、可能受到干预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人民法院审理，进一步发挥提级管辖制度的示范引领和价值导向功能，助推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升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实现司法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
【案例209】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提级管辖+示范审理”，实现民营上市企业产业拯救
【案例210】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某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某乙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通过提级管辖明确相关领域平台侵权责任承担规则
【案例211】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某畜牧养殖公司等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提级管辖+集中管辖”，依法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安全
【案例2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通过提级管辖明确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
改革案例第209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提级管辖+示范审理”，实现民营上市企业产业拯救
基本案情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2020年至2023年期间，某科技公司连续亏损，涉及100余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累计超9亿元，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出现严重流动性危机。2024年4月，该科技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以该科技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提级管辖情况】
该案最初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院认为，从案件影响看，该科技公司是照明工程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投资者人数众多，市场关注度极高，其破产重整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从法律适用看，实践中对于上市公司重整价值判断标准、上市公司重整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等仍待统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提级管辖相关规定，决定依报请提级管辖，并由院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此案。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科技公司虽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滑等现实经营困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指导和把关，指导企业将主要经营方向从原先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产业投资人，实现产业拯救。最终，某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该公司成功引入投资12亿元，260余家供应商债权及两百余名职工工资共6亿余元实现100%清偿。
典型意义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本案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示范审理”的典型案件。一是有效发挥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力优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与公司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经营方案及发展规划座谈，听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建议，确立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资本加持+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审理提供有益参考。二是进一步明晰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理念贯穿到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实现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转变。三是通过提级审理，进一步发挥院庭长办案“头雁效应”。本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既是提级管辖的典型案例，也是院庭长带头办案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院庭长办难案、树标杆、强监督、提质效的重要价值。本案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改革案例第210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某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某乙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通过提级管辖明确相关领域平台侵权责任承担规则
基本案情
案涉作品是国产3D玄幻动画，位居动漫热搜榜前列，具有较高知名度。深圳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享有案涉作品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案涉作品非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授予某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科技公司）、海南某天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天娱乐公司）。北京某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乙公司）运营的某平台（包括App、网页等）存在大量侵害案涉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视频。案涉作品开播前，某甲科技公司、某天娱乐公司等向某平台发送预警函。作品开播后，多次发出侵权通知函要求其下线、删除侵权视频。某平台对部分视频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但在其有技术能力通过审核机制识别侵权视频的前提下，并未采取过滤、拦截等技术措施有效遏制侵权视频传播。深圳公司、某甲科技公司、某天娱乐公司以北京某乙公司运营的某平台侵害其合法权益，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北京某乙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提级管辖情况】
该案最初由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受理。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该案涉及视频平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承担问题，提级审理更有利于发挥示范诉讼作用，统一裁判尺度；且与本院已受理的另一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当事人相同，所涉侵权行为性质相似，提级审理有利于依法统筹解决相关争议，故决定提级管辖。
裁判结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平台具备采取必要措施过滤、拦截侵权视频的技术能力和审核识别机制。某平台接到原告预警函和侵权通知函后，虽对部分侵权视频采取删除措施，但至本案证据交换时该平台仍存在大量侵权视频；在此情形下，某平台仅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已难以有效保护原告相关合法权益，故认定被告北京某乙公司在明知某平台用户实施侵害案涉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措施过滤、拦截侵权视频，未有效预防、制止用户的侵权行为，亦构成侵权。法院据此判决：一、北京某乙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即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删除、过滤、拦截未经授权在某平台传播案涉作品的视频内容；二、北京某乙公司赔偿原告深圳公司等经济损失100万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开支6.168万元；三、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数字领域涉视频平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承担的典型案例。该案判决明确视频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承担规则，有效规范视频平台行业以及平台经营行为，属于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一是通过提级管辖，明确裁判规则。本案裁判不支持被告提出的免责抗辩，明确视频平台在收到权利人侵权通知，有技术能力通过审核机制识别侵权视频的前提下，不能仅履行“通知—删除”义务，而应当采取过滤、拦截等必要措施，及时有效预防、制止侵权视频传播，否则构成侵权。二是有效避免当事人诉累，高效化解纠纷。本案与提级管辖法院已立案受理的相关案件当事人相同，所涉侵权行为性质相似。通过提级审理，有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相关争议统筹解决、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三是切实维护重大利益，提升司法公信力。本案系涉视频平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承担的标杆案件，提级管辖有利于统一辖区涉及较大影响力视频平台侵权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具有“审理一案、指导一类、规范一片”的示范价值。
改革案例第211号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某畜牧养殖公司等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提级管辖+集中管辖”，依法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安全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1年，陈某、陈某富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某村部分村民土地使用权，拟在案涉土地开展肉牛养殖项目。案涉土地是四川省“天府粮仓”凉山片区核心产区。2020年，二人注册成立某畜牧养殖公司，陈某担任法定代表人，陈某富为公司主要负责人。2023年，陈某以公司名义申请设施农用地备案，因申请农用地范围过大，某县自然资源局未予通过。同年11月，陈某富指示现场工人在案涉土地上采取露天非法开挖、压占等方式进行场地平整，改变案涉土地用途，违规修建肉牛养殖场，造成大面积农用地及植被损毁。经某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公司非法破坏农用地50余亩，均为永久基本农田，其中39余亩达到严重毁坏程度。2024年11月，某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某土地勘测设计公司出具《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案》，认定某畜牧养殖公司需对非法占用的农用地进行生态修复，修复费用共需89.34万元。其后，检察院以某畜牧养殖公司、陈某、陈某富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畜牧养殖公司、陈某、陈某富按照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修复义务的，赔偿修复费用。
【提级管辖情况】
本案最初由四川省盐源县人民法院受理。该院认为，本案案发地属于“天府粮仓”凉山片区，涉及非法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达50余亩，毁坏面积较大且涉及林地、牧草地等多种农用地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广、程度深，严重威胁区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社会影响恶劣；另外，本案系刑事附带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刑事责任与生态修复民事责任统筹认定、生态修复方案审查等多重法律适用问题。盐源县人民法院据此报请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级管辖。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提级管辖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报请提级管辖。后该案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向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方面，被告单位某畜牧养殖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面积较大且造成严重毁坏，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陈某和陈某富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对耕地毁坏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陈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被告人陈某富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某畜牧养殖公司应当按照《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案》履行修复责任，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需在89.34万元范围内向受托第三方支付修复费用，并支付鉴定费。宣判后，某畜牧养殖公司、陈某、陈某富均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目前，案涉土地已全部修复完成。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通过提级管辖审理涉重大环境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典型案例，对依法办理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类案件具有参考价值。本案将行为人主动采取修复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促使行为人积极开展案涉土地修复工作，形成惩治违法犯罪与促进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案件处理方式，为同类案件统筹刑事责任与生态修复民事责任提供可借鉴规则。本案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将受损土地生态修复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裁判重点，明确“生态修复优先、费用代偿兜底”的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具备自行修复条件的，由责任主体优先按照专业机构出具的修复方案履行修复义务；未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可以委托第三方修复，所需费用由责任主体在修复方案确定的金额范围内承担。另外，集中管辖的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提级管辖后，进一步理顺案件流转机制，由相应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和公益诉讼，推动提级管辖与集中管辖协同发力，实现重大环境资源案件依法高效办理，为充分保护农业用地、生态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改革案例第212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通过提级管辖明确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2023年2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州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某州税务局稽查局）经调查认定，新疆某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煤炭公司）在无真实煤炭购进业务的情况下，取得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石油公司）开具的3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2713万元，税额合计352万元（已全部认证抵扣），属于利用重复磅单或无磅单虚构业务的虚开发票行为，并据此对某煤炭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某石油公司对该税务处理决定提出异议，主张案涉发票对应的是其与某煤炭公司的煤炭回购交易，2017年其从某煤炭公司购买案涉煤炭，因暂无销路故未实际交付煤炭；2019年市场行情好转，某煤炭公司主动提出按市场价回购该批煤炭，因煤炭始终存放于某煤炭公司处，故不存在过磅入库。现某州税务局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否定该交易真实性，可能导致某石油公司丧失合同对价请求权，并面临刑事、行政追责风险。2024年5月23日，某石油公司以某州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为由，向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局（以下简称自治区某局）申请行政复议。自治区某局以某石油公司与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之间无利害关系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某石油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自治区某局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
【提级管辖情况】
该案最初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该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不服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主要涉及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认定问题；实践中，除行政相对人外，其他与被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在现行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均无明确规定，故本案裁判结果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同时，该案被告为省级行政机关，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天山区人民法院据此报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提级管辖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报请提级管辖。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税务机关针对受票方作出虚开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未对出票方设定权利义务或者直接减损其税收权益，二者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某石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托提级管辖处理重大复杂涉税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件。通过提级审理，明确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当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现实影响为标准；本案中，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仅就涉税事实、计税依据及应缴税款作出认定，并未额外对申请人设定义务，亦未限制或减损其依法享有的权益，故其与税务处理决定之间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通过本案的提级审理，充分发挥上级人民法院政策把握准确的优势，有利于明确同类案件裁判思路和标准，为辖区法院提供规则指引，推动类型化涉税行政纠纷统一、高效、妥善化解，维护税收征管秩序。
来源：court.gov.cn
典型案例
“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9-22 10:04:2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始终将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工作重点抓紧抓实。2026年9月22日，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此类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销售活动日趋活跃，极大便利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空间特点，借助算法推荐快速精准锁定目标客户，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进行网络刷单，人为提升商品搜索排名，实现快速引流。在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及直播带货等销售模式中，还通过私聊议价或者使用隐晦词汇等方式逃避平台监管，致使食品安全风险扩散的速度、广度及危害程度远超传统线下销售模式。此外，部分平台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把关不严，部分不法分子大肆伪造、买卖虚假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注册入驻外卖平台开展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埋下食品安全隐患，也增加了监管治理难度。此类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并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加大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经营活动、净化网络市场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此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聚焦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此次发布的刑事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压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相关案例均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模式，也是“幽灵外卖”违法行为的源头性犯罪。司法机关发布相关案例，将发挥以案示警作用，有力震慑“幽灵外卖”及相关违法犯罪。
二是彰显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人民法院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保持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不动摇。例如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6万余元，人民法院依法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同时还依法适用财产刑，对其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风险。再如被告人张某静、马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被告人销售金额17万余元，未达到20万元的升档量刑标准，但张某静销售时间持续6个月以上，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其属于“其他严重情节”，予以升档量刑，充分体现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鲜明态度。
三是完善加强协作惩防并重的长效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依法分别履行审判职能、检察监督职能，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治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此次发布的5个刑事典型案例，司法机关均协同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排查治理，压实平台经营者主体责任，从个案惩治延伸到行业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下一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从严惩处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推动构建人民群众满意的网络食品消费环境。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利用电商平台推送功能，销售假冒进口蜂蜜
案例二：吴某保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虚假宣传和销售伪劣驼奶粉
案例三：孙某、李某芬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通过直播电商平台销售非法添加布噻嗪的压片糖果
案例四：张某静、马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的减肥咖啡
案例五：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
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利用电商平台推送功能，销售假冒进口蜂蜜
简要案情
2023年3月至10月，被告人黄某祥为获取非法利润，在河南省长葛市某村其家中厂房内，利用果葡糖浆、葡萄糖粉、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蜂蜜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等字样，贴上外文标签，冒充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同时，黄某祥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以每斤6元左右的低价销售假蜂蜜，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1瓶发5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日均销售1200单，销售金额共计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
诉讼过程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黄某祥提起公诉。长葛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黄某祥使用糖浆、糖粉等勾兑生产假蜂蜜，冒充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进行销售，以假充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某祥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宣判后，黄某祥提出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准许黄某祥撤回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不法分子使用糖浆、香精等原料勾兑冒充蜂蜜，在电商平台对外销售。为提高商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被告人虚假标注产品的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与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其中一款假蜂蜜短短2个月销量高达3.4万余单。平台主动推送或优先推荐“高性价比”产品，能够提高商品的点击率，大幅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帮助广大消费者快速匹配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但同时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为其销售伪劣产品带来便利，提高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推动个案办理向行业治理延伸。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及时组织对辖区范围内电商平台销售商品进行抽检，下架抽检不合格商品并对商家依法处置；同时开展市民“你送我检”食品快检活动，发现42批次不合格食品，相关问题均已整改到位。本案警示电商平台要压实自身主体责任，严格履行商品日常监管责任，有效识别虚假宣传，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网上购买食品要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提升辨别能力，不要盲目相信电商平台推送和商家宣传。
吴某保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虚假宣传和销售伪劣驼奶粉
简要案情
2024年12月，被告人吴某保、安某帅、宋某飞商议在某电商平台共同经营店铺销售驼奶粉。吴某保通过网络渠道低价采购劣质乳粉原料、成套空白包装物料，并自行设计、印制假冒外国品牌的驼奶粉标签，刻意营造产品系进口高端驼奶粉的假象。吴某保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安某帅、宋某飞在居民出租屋内对劣质原料进行分装、贴标和二次封装，批量生产伪劣驼奶粉成品。三人共同在某电商平台注册运营三家店铺，通过向电商平台付费推广工具“直通车”充值的方式付费引流，采取盗用他人正规产品实拍图及宣传文案等方式，夸大宣传产品具有提升免疫力、降血糖等功效，以低价噱头面向老年人、学生群体推广销售，销售金额共计40万元。吴某保等人经营的店铺客服自2025年1月多次收到打假人投诉和索赔要求，三人在明知所售驼奶粉为伪劣奶粉的情况下，仍继续生产、销售。2025年7月，安徽省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举报线索后，对快递点中吴某保等人销售的奶粉产品进行检查。经检测，涉案驼奶粉中钙、脂肪、蛋白质项目均不符合国家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
诉讼过程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吴某保、安某帅、宋某飞提起公诉。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三名被告人生产、销售不合格驼奶粉，销售金额4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名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保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安某帅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宋某飞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驼奶粉是深受中老年、青少年等群体喜爱的营养食品。本案中，经检测，涉案驼奶粉三项核心营养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营养需求。不法分子利用大众对进口驼奶粉的消费需求，搭建“线上采购原料—线下隐蔽生产—电商平台付费引流—全网精准销售”的黑色产业链，通过盗用宣传素材、虚构养生功效、低价促销等手段，生产、销售假冒国外品牌的伪劣驼奶粉，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销售过程中，被告人还通过向电商平台付费引流方式提升销量，进一步扩大了危害后果。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及时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并联合相关电商平台调取销售记录、快递物流记录，溯源追查伪劣奶粉源头，由公安机关组织对伪劣奶粉进行检测，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有力打击和震慑了网络食品制假售假黑灰产业。在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依法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排查，完善商家资质核验、产品抽检机制，多方联动整治网络养生食品乱象。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商家付费引流推广商品时，应当仔细甄别营销陷阱，严格核查商家资质与食品标识，完整留存交易、开箱证据，一旦遭遇问题食品，及时通过平台、监管渠道维权，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孙某、李某芬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通过直播电商平台销售非法添加布噻嗪的压片糖果
简要案情
2024年10月至11月，被告人孙某在明知购进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压片糖果”中含有药物成分的情况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开立网络店铺，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雇佣被告人李某芬作为主播，利用免费试吃、退货包邮的营销手段，通过直播带货方式向北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4万余元。部分消费者反映食用后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不良反应，李某芬套用其他同类产品主播的话术，以服用方式、个体代谢差异等理由搪塞。在同一平台销售同一产品的其他主播被查获后，二被告人仍继续销售，直至被抓获。案发后，公安人员在孙某、李某芬经营地查获部分“海藻植物果蔬纤维压片糖果”。经检测，涉案产品检出布噻嗪成分。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组织专家对该物质的危害性进行论证，专家认为，在食品中检出布噻嗪属于非法添加，该物质添加在食品中有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的风险，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
诉讼过程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孙某、李某芬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二被告人销售明知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共同犯罪中孙某系主犯，李某芬系从犯，依法对李某芬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法均可从宽处理。据此，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芬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采用直播带货方式虚假宣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类案件。布噻嗪是一种利尿药品，临床常用于治疗水肿、高血压等疾病。长期摄入非法添加该药品的食品，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低钾或低钠血症、血糖异常、肾脏及泌尿系统损伤等情况。被告人李某芬作为网络主播，利用其曾经直播带货销售服装类产品的经验，从网络搜索、学习减肥类产品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只用“分解脂肪”“变漂亮”“苗条身材”等词汇，避免触发内容审核，逃避国家和直播带货平台设置的技术性监管措施。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专业检验检测机构、行业专家协同研判，准确认定涉案非法添加物的属性和危害性。同时，司法机关自觉融入社会治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行业座谈交流等举措，积极推动相关直播平台及时关闭涉案账户、禁止重新注册，并围绕伪劣商品投诉处置、常态化线上巡查监管等环节完善管理制度，压实平台主体监管责任。此外，司法机关还持续强化普法宣传，揭示此类有毒、有害食品的常见伪装样式、典型销售套路及食用危害，多方协同构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张某静、马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的减肥咖啡
简要案情
2021年11月至2024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商户被告人张某静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未核实上家食品合格证明及检验报告等信息的情况下，通过电商平台等联系六名商家洽谈代理事宜后，购进简称“蓝咖”“黑咖”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以及发展下游代理商的形式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7万余元。2022年至2024年，被告人马某作为张某静的下游代理商，购买“蓝咖”“黑咖”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销售，金额共计1.7万余元。销售过程中，张某静的上家出现失联、频繁更换收款账号等情况，部分消费者反映服用上述产品后出现无力、心慌、恶心、冒汗等不良反应，个别消费者因服用后身体不适自行委托鉴定，发现含有西布曲明成分并告知销售者。张某静、马某得知上述情况后仍继续销售。经鉴定，涉案“蓝咖”“黑咖”中均检出西布曲明成分。
诉讼过程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人民检察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某静、马某提起公诉。巴林右旗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张某静、马某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张某静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依法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二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且均认罪认罚，依法对张某静减轻处罚，对马某从轻处罚。据此，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静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西布曲明可能增加严重心血管风险，国家已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与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等公开销售方式不同，在社交网络平台销售模式中，被告人通过网络宣传、私聊议价售卖、电子支付结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容易逃避监管。本案被告人张某静利用经营实体店铺积累的客源，在社交网络平台宣传并发展下线代理商，犯罪的隐蔽性强，增加了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取证难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全面固定涉案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及主观明知证据，查清完整犯罪链条。司法机关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会签《食品安全领域公益保护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建立信息互通、行刑衔接等机制，并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畅通群众举报渠道，结合线下社区普法、线上官方公众号以案释法，警示网红瘦身食品潜在风险，提升群众对网络食品安全的辨别能力。
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
简要案情
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为谋取非法利益，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广告以及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万余元。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杨某欢、张某红、王某祺、胡某伟等六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及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0余张至150余张不等，并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0.2万元至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诉讼过程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王某南等八人提起公诉。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聂某卫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其行为均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告人王某南等五人买卖伪造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其行为均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罗某华、陈某福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情节严重，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其中，罗某华系主犯，陈某福系从犯，对陈某福依法从轻处罚。王某南具有自首情节，对其依法从轻处罚。陈某福、聂某卫等人还分别具有坦白、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据此，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聂某卫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另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南等五人一年十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宣判后，罗某华、陈某福、杨某欢、张某红、王某祺、胡某伟提出上诉，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幽灵外卖”类犯罪案件。食品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在给消费者就餐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本案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被告人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治，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防线。
来源：court.gov.cn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9-16 10:18:39
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网络法治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司法审判是网络法治实施体系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数据权益、网络虚拟财产等新类型案件，有力保障网络空间各类主体合法权益，积极融入和促推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携手有关部门做实“抓前端、治未病”，提升网络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助力提升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
2026年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本届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 网安护航”。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配合做好网络安全法治宣传，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4件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处理涉网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升涉网案件审判工作质效，结合审判实践强化网络法治调研，以严格公正司法护航网络生态治理，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案例一：明确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及时有效遏制网络暴力——李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
案例二：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强化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保护——李某瑾诉某文化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三：厘清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边界，平衡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某文化公司诉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案例四：依法惩处为跨境赌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犯罪，维护网络空间安全——黄某等人开设赌场案
【案例一】明确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及时有效遏制网络暴力——李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
基本案情
李某与张某、胡某均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张某、胡某的网络账号共计有超2000万粉丝。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2023年10月，李某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2024年3月，李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
裁判结果
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张某、胡某通过直播等形式在网络上传播侵权信息，案涉信息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已对李某造成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李某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条件。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亦对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作出规范。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本案例明确，对于网络暴力情形下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量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标准；综合考量被侵害人格权类型、侵害行为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损害是否难以弥补；综合考量被侵害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以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防止超出必要限度。本案中，网络自媒体博主在社交平台、直播间侮辱诽谤他人，煽动粉丝实施网暴行为。该侵权行为具有持续性，且张某、胡某二人粉丝量超2000万，案涉侵权信息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已导致李某社会评价降低、商业利益受损，制止该侵权行为具有紧迫性，如不及时制止，受害人将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故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条件，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的处理，有利于及时制止人格权侵害行为，防止损害后果扩大蔓延，有效遏制恶意炒作、煽动网络暴力等乱象，对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案例二】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强化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保护——李某瑾诉某文化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4年，某文化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某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带货主播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其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该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随后，前述带货主播在某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发布了多个宣传视频，使用了李某瑾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以与李某瑾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合成音频。用户点击宣传视频一侧的按钮，可以直接跳转至某文化公司网络店铺购买相关图书。经查，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李某瑾的授权，某文化公司对案涉视频的素材来源、授权材料等未进行审核。李某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视频未经李某瑾同意，擅自使用李某瑾肖像并结合使用与其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AI合成声音，案涉行为构成对李某瑾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某文化公司未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李某瑾授权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共同侵权。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某文化公司向李某瑾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强化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保护，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肖像、AI合成声音等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时有发生，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规制。本案例明确，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进行商品推广时，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等权益的素材的，构成侵权；委托人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推广内容未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过失的，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某文化公司与带货主播形成委托关系，案涉协议明确了某文化公司对推广内容的审核责任和管理权限。在案涉视频明显、大量使用知名人士李某瑾肖像和高度仿真的AI合成声音，侵权风险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某文化公司未对视频素材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李某瑾授权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该过失与带货主播的侵权故意相结合，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应当认定构成共同侵权。本案的处理，有效规制“仿冒名人带货”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推广内容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案例三】厘清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边界，平衡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某文化公司诉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网络科技公司基于某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备案），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使用外部知识源对搜索结果进行补充完善，以提供精准搜索服务）开发并运营某AI搜索引擎平台。某文化公司享有《某兵》《某花》两部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24年11月28日，某文化公司在案涉搜索引擎平台分别搜索上述两部电视剧，首位搜索结果是第三方网盘分享链接，链接提供的视频内容与两部电视剧内容一致。2024年12月5日，某文化公司向某网络科技公司提出下架搜索结果等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当日即删除了案涉搜索结果。某文化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网络科技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网盘分享链接侵害了某文化公司对《某兵》《某花》两部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某网络科技公司作为某AI搜索引擎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未主动上传案涉侵权视频的网盘分享链接，不构成直接侵权。由于某AI搜索引擎平台展示的是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的内容，在现阶段现有技术无法自动识别侵权信息，且某网络科技公司已履行模型算法的备案义务，在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作出有效处理，尽到了注意义务，亦不构成帮助侵权。2025年7月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某文化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文化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2月25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给网络生态治理带来新挑战。人民法院依法办理涉新技术应用案件，既依法规范技术应用，也尊重技术发展规律，依法支持技术迭代发展，为数智化转型提供司法保障。本案是一起厘清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边界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形是否“明知或者应知”的考量因素。与一般搜索引擎的网络服务不同，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搜索引擎服务的检索结果精准性、个性化更强，人民法院在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时应当考虑技术特点、服务模式、检索结果生成过程等因素。本案例明确，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与其算法、数据优势程度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对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算法合规负有更重的证明责任；检索信息来源于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未主动上传、编辑、推荐该信息，不符合明知或者应知的主观状态，且在知悉侵权信息后及时作出有效处理的，不具有侵权过错，不构成侵权。本案的处理，有利于实现著作权人、技术创新者、社会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推动形成支持和规范网络领域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
【案例四】依法惩处为跨境赌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犯罪，维护网络空间安全——黄某等人开设赌场案
基本案情
菲律宾某跨境赌博集团开发、运营了14个赌博网站、6个第四方支付平台，组织、招揽我国公民参与网络赌博。2016年至2020年，被告人黄某等人根据菲律宾某跨境赌博集团安排，在中国成立某软件科技公司，为该赌博集团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包括网络赌博软件开发、编写服务器代码、对服务器和域名进行管理、维护赌博平台等。经查，黄某等人违法所得共计1216万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等人根据赌博犯罪集团安排，为赌博犯罪活动提供软件开发等技术支持服务，构成开设赌场罪，判处黄某等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3年12月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当前，技术供应链降低了赌博网站开发和运营成本，跨境赌博犯罪存在网络化趋势，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本案即为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为跨境赌博提供技术支持犯罪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黄某等人根据赌博犯罪集团安排，组建网络赌博技术供应链团队，开发架构复杂、功能齐全的软件，为跨境赌博集团运营的赌博网站、支付平台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与跨境赌博集团事先通谋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黄某等人构成开设赌场罪。本案例明确，行为人明知是跨境赌博集团，仍根据其安排提供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构成开设赌场的共同犯罪，彰显了人民法院全方位全链条打击跨境赌博犯罪的鲜明立场，以严格公正司法助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来源：court.gov.cn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9-10 10:01:39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明晰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形成公平竞争法治环境中的示范引领作用，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活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10日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这些案例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为民导向，让司法保障民生的成效可感可及。案例一直接关系城乡居民农产品供应稳定和蔬菜流通成本；案例三涉及广大机动车车主检测费用负担；案例五和案例六涉及水泥、混凝土等基础建材价格，最终影响住房建设和群众居住成本。这些案件中的垄断行为发生在民生行业，违法成本最终转嫁给普通消费者，直接影响百姓日常生活。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通过恢复市场竞争降低民生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
二是聚焦基础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健康发展。案例二和案例四分别涉及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直接关系上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力。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垄断案件时，既要依法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保障中小企业平等获取基础服务，维护上下游市场竞争秩序；又要尊重市场规律，审慎把握认定标准，避免将正常市场价格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围，通过明晰行为边界，推动上下游企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三是强化规则引领，为市场主体划定清晰稳定可预期的竞争规则。案例一明确以惩罚性差别待遇迫使商户“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经营者的竞争行为划出合法边界；案例二明确了条件相同交易相对人的判断标准以及差别待遇损失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受害人减损义务，有助于保障中小企业平等获取基础服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案例四明确了经营者的短期高价行为及长期定价机制的反垄断审查标准，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合理行使市场定价权提供了清晰指引。上述案件从行为边界、责任认定等方面明晰了反垄断法律适用规则，增强了竞争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守法成本、稳定经营预期、增强投资信心，体现了人民法院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担当。
四是深化程序衔接，提升反垄断执法司法整体效能。案例三通过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准确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既实现不同法院之间对民事合同救济与垄断协议效力审查的司法程序衔接，也做到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司法处理与行政查处的无缝衔接；案例五通过对反垄断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在监督行政执法权力边界的同时尊重行政专业判断和柔性行政管理，促进司法与行政执法良性互动；案例六明确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可以并行适用的一般规则，厘清“同一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明确了对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刑事处罚的职能分工。上述案例表明，人民法院重视并积极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程序贯通、协同高效的反垄断治理格局，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全链条法治保障。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加强反垄断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垄断案件，不断完善夯实反垄断裁判规则，以更有力的司法举措服务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案例一 迫使商户“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谭某与某农产品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案例二 仅因身份不同而设置不同交易条件构成差别待遇——某五金公司与某污水处理公司差别待遇纠纷案
案例三 民事案件审理中应注意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机动车检测某丁公司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垄断纠纷案
案例四 短期价格波动一般不构成不公平高价——某地八家印染公司与某电力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案例五 提示反垄断守法义务属于行政指导——某省水泥协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行政复议案
案例六 强迫交易罪罚金一般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某公司与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迫使商户“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
——谭某与某农产品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农产品公司是某甲物流园的运营公司。2017年12月，谭某入驻某甲物流园从事蔬菜批发。谭某与某农产品公司签订的20年期《档位租赁合同》（简称涉案合同）中约定谭某只能在某甲物流园经营，如果谭某在某农产品公司竞争对手的市场开展经营，某农产品公司可以解除合同、收回档位。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某农产品公司以谭某同时在某乙市场经营为由，将谭某的交易服务费提高至原收费标准的三倍，并称谭某不能同时在某乙市场经营，只能“二选一”。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某农产品公司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请求赔偿相应经济损失。某农产品公司辩称，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未实施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裁判结果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农产品公司在某市蔬菜批发档位租赁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施了差别待遇行为和限定交易行为，判决某农产品公司向谭某赔偿超额收取的交易服务费损失408195元、经营损失10万元及律师费6.2万元。某农产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垄断行为直接指向某农产品公司为谭某提供的蔬菜批发档位租赁服务，考虑到农产品销售地批发环节的特定品类规模效应、法定分区管理制度、商户经营品类单一性等行业特性，蔬菜批发服务与其他品类农产品批发服务或农产品综合市场服务之间存在竞争区隔，故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蔬菜批发档位租赁服务市场。综合考量蔬菜保鲜期短、运输损耗高的物理特性以及地方“菜篮子”工程规划的地域属性等因素，构成跨区域替代的现实障碍，故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为某市。结合某甲物流园承担某市90%的蔬菜供应、某农产品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对入驻商户设置严格交易条件，蔬菜批发商对某农产品公司的高度依赖以及某甲物流园的经营规模远超某乙市场等，足以认定某农产品公司在某市蔬菜批发档位租赁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某农产品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通过涉案合同条款锁定入驻商户，禁止入驻商户同时在某乙市场经营，并以三倍交易服务费作为惩罚性措施，迫使谭某必须“二选一”、放弃在某乙市场经营，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某农产品公司向谭某额外收取超出其他蔬菜批发商两倍的交易服务费，系以此作为惩罚性措施迫使谭某接受排他性交易安排、放弃在某乙市场经营，从而实现限定交易的目的，该行为不应割裂开来单独认定为差别待遇行为。谭某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谭某额外承担的交易服务费）和可得利益损失（谭某因被诉垄断行为所致交易量下降的损失），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整体并无不当。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细化了涉农产品销售地批发环节相关市场界定的具体考量因素，同时明确了以惩罚性差别待遇逼迫商户“二选一”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以及以差别待遇为手段实施限定交易行为的损失计算。本案对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农产品流通环节市场壁垒、维护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居民“菜篮子”稳定供应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湘01知民初607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777号
仅因身份不同而设置不同交易条件构成差别待遇
——某五金公司与某污水处理公司差别待遇纠纷案
某污水处理公司是某市涉案工业园内唯一的电镀污水处理企业，系某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某甲公司的57位自然人股东为涉案工业园内部分电镀加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该类电镀加工企业被称为自有业主单位）。2022年4月，某五金公司通过拍卖以757万元购得涉案工业园内某乙公司的厂房、设备和排污权，但未取得某乙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刘某在某甲公司的股东权利。某五金公司就电镀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与某污水处理公司发生争议，其要求按照与自有业主单位相同的标准（45元/吨）计费，某污水处理公司一度提出按照涉案工业园非自有业主单位标准55元/吨计费，遭某五金公司拒绝后，某污水处理公司转而要求某五金公司按65元/吨计费。某五金公司一直未实际开展经营，并于2023年10月以某污水处理公司实施差别待遇为由诉至法院。某污水处理公司辩称，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未实施被诉差别待遇行为。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污水处理公司实施了差别待遇行为，判令某污水处理公司按自有业主单位标准向某五金公司收费，并酌定某污水处理公司赔偿某五金公司1万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某污水处理公司上诉主张某五金公司与自有业主单位不属于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某五金公司上诉主张其损失应按照拍卖款757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污水处理公司系涉案工业园内唯一通过审批的电镀污水处理企业，园区内电镀加工企业依赖于某污水处理公司提供的电镀污水处理服务，该服务存在资金、技术门槛，其他经营者进入难度较大，加之地方产业政策要求电镀加工企业集中入园、污水集中处理，故某污水处理公司在涉案工业园的电镀污水处理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某污水处理公司就电镀污水处理服务对某五金公司与自有业主单位实行不同收费标准，但其未指出两者在污水排放量、污染物情况、处理难度、付款方式、交易周期等与电镀污水处理直接相关的核心交易条件上存在实质性差异。某五金公司承继了某乙公司的排污管道与排污许可证，与某乙公司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其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不是某甲公司的股东，而某污水处理公司未证明该股东身份差异会导致交易条件的实质性不同。因此，某五金公司与涉案自有业主单位属于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某污水处理公司的行为造成了下游电镀加工企业的成本差异，扭曲了电镀加工市场的竞争，该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差别待遇行为。但是，某五金公司经法院释明后仍未证明某污水处理公司的差别待遇行为是导致其未开展生产经营的直接且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也未就其为何不先行经营以减少损失作出合理说明，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某污水处理公司差别待遇行为的情节、持续时间和影响等因素，酌定的经济损失数额并无不当。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系人民法院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了特定身份对认定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的影响，一并厘清了差别待遇导致的损失与因果关系的认定，对规范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园区内中小企业平等获取基础服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本案阐明了反垄断损害赔偿中受害人的减损义务，有助于引导垄断行为受害人积极防止损失不当扩大。
** 【案****号****】**
一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3知民初468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896号
民事案件审理中应注意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
——机动车检测某丁公司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垄断纠纷案
2023年2月，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某丁公司签订《某县机动车检测机构整合联营合作协议》（简称联营合作协议），约定：四家检测机构自愿整合为两家检测机构，保留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开展检测业务，某丙公司和某丁公司停业；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向某丙公司和某丁公司分配利润；某丙公司撤出的设备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卖到某县境内；收费标准由四家检测机构共同商量决定。协议签订后，各方按约履行。经营期间，四家公司每月核对产值，由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在微信群中发布当月业务统计表，并制作收入分配结算表供各方核对确认当月利益。根据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的结算表，某丁公司应得利益为16万余元，但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以合伙存在亏损为由拒绝支付该款项。某丁公司遂以合伙合同纠纷为由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甲公司、某乙公司违约，请求判令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依据联营合作协议向某丁公司支付其应得利益16万余元及违约金。桐梓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涉案四家检测公司具有横向竞争关系，联营合作协议相关约定涉嫌垄断，本案需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桐梓县法院无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遂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以垄断纠纷为由重新立案受理。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四家检测公司共同商议对四家公司进行整合，其中两家公司停业，且停业公司的设备不得在某县境内出售，同时四家检测公司共同确定收费标准，上述约定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各方虽主张适用反垄断法规定的豁免条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联营合作协议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故不构成法定豁免情形。上述固定价格、排除竞争的约定是联营合作协议的核心，除此以外，协议不具有其他独立存在的意义，故确认联营合作协议整体无效。某丁公司系垄断协议的签订主体之一，其依据垄断协议向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主张分配利益，实质上是要求瓜分垄断利益，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故判决驳回某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人民法院已将涉案横向垄断协议违法线索移送当地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中小经营者在合作协议中约定联合定价、降低产量等，也可能构成垄断协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时，应对相关合同条款加以审慎审查，注意辨识其中是否存在明显违反反垄断法的情形。在有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将此类纠纷及时移送有垄断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充分反映出，一方面，人民法院在审理普通民商事纠纷过程中需要注意准确识别涉嫌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发现横向垄断协议等违法行为后，除依法不支持违法行为人的诉讼请求外，还应注意将违法线索及时移送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既实现对民事案件行为效力争议的准确定性，也做到对涉案违法行为的司法处理与行政查处的无缝衔接。
【案号】
一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黔01民初1331号
短期价格波动一般不构成不公平高价
——某地八家印染公司与某电力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某地八家印染公司诉称，某电力公司是某地10公里范围内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市场内唯一的供热企业，长期向八家印染公司供应热蒸汽；2021年11月，某电力公司以超出该地其他企业的价格向八家印染公司销售管道运输热蒸汽，且2022年1月开始，某电力公司执行的新的煤汽联动计价公式亦不合理，上述行为均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公平高价行为；请求判令某电力公司向八家印染公司返还多收取的热蒸汽用汽款及相应利息。某电力公司辩称，其自2008年开始实施煤汽联动定价机制，2021年11月热蒸汽价格上涨系因煤炭价格上涨导致；2022年1月开始使用的新煤汽价格联动公式与原有的计价公式无实质区别，计算得出的热蒸汽价格也与同类企业相当，其未实施以不合理高价销售热蒸汽的行为。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电力公司在某地10公里范围内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但被诉行为不构成不公平高价，判决驳回八家印染公司的诉讼请求。八家印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法规制不公平高价行为，通常指向经营者持续性、系统性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远超竞争水平利润的行为。对于单次的、短期的高价行为，需要慎重分析该短期高价行为是否因市场波动或者个别市场策略导致，除非原告能够证明该单次、短期行为直接、明确地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或者对消费者福利产生了显著损害，否则难以将有关行为认定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不公平高价行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某电力公司2021年11月汽价的涨幅明显偏离其成本变动幅度，该月的高价更可能是特定市场条件下，个体企业成本压力的一次性传导，而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导致的系统性价格剥削。此外，判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采用的长期性定价机制是否构成不公平高价，可以重点评估该定价机制整体上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充分透明度以及其长期运行结果是否使价格保持在类似于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价格区间内。某电力公司2022年1月开始使用的新煤汽联动计价公式沿袭并优化了原煤汽联动计价公式，提升了定价的透明度与客观性，调整和增加的成本参数具备商业合理性，新煤汽联动计价公式的运行结果与同类经营者的可比商品价格并无明显差异，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某电力公司将新煤汽联动计价公式作为工具实施不公平高价行为。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裁判明确了反垄断法对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规制边界，避免将个别时点的短期价格波动简单等同于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公平高价行为，并强调需要综合评估定价机制的合理性及透明度等。本案为经营者依法合理行使市场定价权提供了清晰指引，有助于稳定能源供应企业的经营预期，保障下游企业依法公平获取生产性服务，促进上下游协同健康发展，维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2知民初284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862号
提示反垄断守法义务属于行政指导
——某省水泥协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行政复议案
2022年6月，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省水泥协会组织推动该省13家水泥企业达成并实施统一上涨水泥产品价格的横向垄断协议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同时对该水泥协会作出行政指导书，要求该水泥协会根据指导意见进行全面整改，依法经营，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和完成时限。某省水泥协会认为被诉行政指导书为其设定了整改和报告义务，属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行政指导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复议申请。某省水泥协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责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撤销被诉行政指导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被诉行政指导书属于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判决驳回某省水泥协会的诉讼请求。某省水泥协会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因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对行政相对人同时作出行政指导。虽然被诉行政指导书的部分内容使用了“不得”“应当”等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措辞，且要求某省水泥协会定期报送自查报告，但上述意见主要为重述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已明确规定的内容，旨在通过提醒、建议等方式劝导某省水泥协会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性要求或守法义务，并无为某省水泥协会设定、变更、消灭具体权利义务的内容。且被诉行政指导书并未限制某省水泥协会的自主选择权，亦不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法律效果。因此，被诉行政指导书属于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系对反垄断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促推反垄断执法机构柔性执法具有积极意义。本案裁判明确了判断反垄断行政指导行为是否超越指导边界的判断标准，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以确保反垄断法准确适用，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法开展行政指导行为的尊重与支持，以加强执法司法协同履职，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案号】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4）京73行初9068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行终849号
强迫交易罪罚金一般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
——某公司与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某地部分混凝土企业成立“混凝土协会”，在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孔某等人的提议和主导下，当地21家混凝土企业多次统一提高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某公司等成立销售公司，以“混凝土协会”名义制定并实施“配额制定向销售”“高交低补”“不能私下扩大产量”等管理细则。孔某等人还组建了“服务队”，以举报、言语威胁、阻挠施工等方式逼迫施工方，排挤外地企业。2020年11月，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某公司犯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3000万元；孔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7月，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公司达成并实施固定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销售数量的垄断协议，对其处以2017年度销售额5%的罚款，计2700余万元。某公司不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同一行为已被在先刑事判决判处罚金，不应再被处以行政罚款，且罚款基数应扣减刑事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的销售额，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达成、实施垄断协议行为与强迫交易罪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某公司因犯强迫交易罪被处罚金，并不影响依法另行对某公司垄断协议行为作出罚款，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刑法对相关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反垄断法对相关经营者反竞争行为的定性和评价，所针对的行为各自独立，原则上可分别予以定性和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罚金折抵的规定以“同一违法行为”为前提，强迫交易罪与横向垄断协议在客观行为表现方面明显不同：前者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以暴力或胁迫为手段；后者发生在同业竞争者之间，以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或协同行为为特征且不以暴力为条件。二者的行为构成、保护法益、规制目的均不相同，一般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且涉案在先刑事判决与本案被诉决定所涉交易项目亦不完全重合。故人民法院就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不影响本案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垄断协议行为处以罚款。关于罚款基数，横向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全面和长期的，在计算“上一年度销售额”时应当以客观数额作为计算罚款的基数，无需对某一单笔交易价格是否受垄断行为影响进行评估并从上一年度销售额中进行剔除。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就在先的刑事罚金与在后的反垄断行政罚款是否违反行政处罚法“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审查，系统阐释了“同一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明确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一般可以并行适用，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反垄断领域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参考和指引。本案彰显了执法和司法对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于严厉制裁横向垄断协议、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4）京73行初11770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行终1035号
来源：court.gov.cn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9-09 10:03:03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是“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围绕仿冒混淆、侵害技术秘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等重要法律问题，选取9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内容既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平台经济等新兴和重点领域。案例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一是持续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人民法院坚持鼓励诚信经营的政策导向，持续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有效规制商业标识攀附、仿冒搭车、侵害他人商业秘密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有充分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通过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力威慑恶意侵权行为。案例一中，人民法院明确，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登记为企业字号，即使规范使用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应当认定该登记使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名称仿冒行为的认定规则。案例二中，人民法院将利用他人技术秘密承揽工程项目获取的报酬认定为侵权获利，并以此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有效惩治违法，充分保护科技创新。案例四中，人民法院明确，知名影视剧剧名依法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未经许可不得仿冒搭蹭，守护文化创新活力。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整治“内卷式”竞争。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通过有效规制虚假宣传、诋毁商誉等恶性竞争行为，促推平台经济、新能源产业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案例七中，人民法院明确指出，直播电商经营者发布利用技术手段篡改的同行直播带货视频，虚构商品推广关系，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宣传，引导直播电商行业规范竞争。案例八和案例九中，人民法院对经营者为推广自身产品、恶意剪辑拼接刀片电池测评视频以贬损竞争对手商品性能，以及发布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比较广告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和商品商誉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为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是稳慎适用一般条款和兜底性规定，准确打击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严重危害性和明确可责性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人民法院平衡规范与发展、技术赋能与公共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稳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和相关兜底性规定认定侵权，促推科技创新向上向善。案例三中，人民法院适用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性规定，对利用“转码重构”技术手段妨碍、破坏他人网络产品正常运行、干扰用户选择的行为，依法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案例五中，人民法院指出，提供抢单“物理外挂”，规避外卖平台操作规则，损害其他骑手、平台入驻商家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平台内公平竞争秩序，并依据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性规定认定构成侵权。案例六中，人民法院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认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批量生成、发布针对他人软件产品的测评文章，为自身软件产品引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规制不当利用新技术损害竞争秩序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审判工作，不断完善竞争裁判规则，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案例一 登记使用与他人已注册商标近似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某营销公司与某珠宝公司、某商行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二 利用他人技术秘密承揽工程项目获取的报酬可视为侵权获利——某科技公司与某工程公司、某技术公司、某线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例三 恶意“转码重构”构成妨碍、破坏他人网络产品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某信息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四 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某科技公司与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某啤酒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五 提供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某科技公司等与某电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六 利用AI虚构他人产品测评文章搭车引流构成不正当竞争——某科技公司与某软件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七 篡改同行直播带货视频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与某传媒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八 恶意剪辑他人产品测评视频贬损竞争对手构成商业诋毁——某公司、某电池公司与孙某、某新能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案例九 能够识别对比商品来源的不实比较广告构成商业诋毁——某公司与某百货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
登记使用与他人已注册商标近似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
——某营销公司与某珠宝公司、某商行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营销公司系核定使用在装饰品（珠宝）等商品上的“六福”“六福珠宝”注册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经授权可对侵害商标权等行为提起诉讼。“金六福尚美”商标系某珠宝公司自第三人处受让取得，后被宣告无效。某营销公司认为，某珠宝公司将与“六福”“六福珠宝”商标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许可给某商行使用，以及某商行将该标识使用在珠宝类商品上的行为侵害某营销公司的商标权，某珠宝公司将“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某珠宝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并判令某珠宝公司赔偿某营销公司10万元等。某珠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关于侵害商标权部分的认定，但认为某珠宝公司登记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对一审判决作出部分改判。某营销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改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六福”商标经过其注册人某集团及某营销公司的持续推广、使用，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某珠宝公司作为同业经营者，在后登记企业名称时，对在先注册且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六福”商标应当知晓，但仍将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标识“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并使用，主观上攀附“六福”商标商誉的故意明显，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提供的商品来源于某集团或其企业本身与某集团存在特定联系，构成不正当竞争。二审判决在已经认定“金六福尚美”与“六福”构成近似，并据此认定某珠宝公司侵害商标权的情况下，仅以某珠宝公司系规范使用企业全称为由，即认定其将“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结论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本案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对统一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裁判标准、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6）最高法民再51号
利用他人技术秘密承揽工程项目获取的报酬可视为侵权获利
——某科技公司与某工程公司、某技术公司、某线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某科技公司自主研发了高炉煤气前端干法精脱硫技术并作为技术秘密保护。2020年7月，某工程公司在与某科技公司合作中接触到了上述涉案技术秘密。某科技公司认为，某工程公司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擅自将涉案技术秘密披露给某技术公司和某线材公司，并在某线材公司高炉煤气精脱硫项目（以下简称被诉侵权项目）中使用涉案技术秘密，构成侵权，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某工程公司侵害了涉案技术秘密，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工程公司违反与某科技公司约定的保密义务，在被诉侵权项目中披露、使用并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构成侵权。某工程公司系被诉侵权项目的技术提供方，技术秘密侵权直接决定了被诉侵权项目的商业机会，某工程公司在项目中的取酬数额即为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的反映，故可直接将其取酬数额全额认定为侵权获利，某工程公司应当承担的侵权损害补偿性赔偿金为4458.49万元。因某工程公司对自身的侵权行为主观上明知、客观上严重违约，侵权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故以上述补偿性赔偿为基础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确定其应当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因该赔偿数额已超出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最高人民法院遂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全额支持某科技公司向某工程公司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某技术公司、某线材公司在其获利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是有效惩治以侵害技术秘密为手段获取商业机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因利用他人技术秘密才获取商业机会承揽工程项目时，技术提供方在项目中的取酬数额一般可视为技术秘密商业价值的反映，可将该取酬数额认定为技术秘密侵权获利，并以此为基础计算损害赔偿。本案对加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秘密保护，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880号
恶意“转码重构”构成妨碍、破坏他人网络产品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
——某信息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某信息公司是原创文学网站“某网”及“某读书”APP的运营商，拥有大量原创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某科技公司是“某安全浏览器”的运营主体。用户通过“某安全浏览器”访问“某网”时，某科技公司实施了如下行为：一是设置“阅读模式”。该模式通过转码技术对“某网”页面进行重构，并删除网站原有的用户登录、充值、打赏、订阅等功能。同时，某科技公司在重构后的页面中嵌入“AI阅读助手”以及朗读、全屏等自身功能，并设置会员专属标识，引导用户付费开通某科技公司重点推广的“AI大会员”。二是插入“浮窗链接”。某科技公司在“某网”页面底部自动插入若干浮动链接，链接中预设的搜索关键词包含“作品名称+免费阅读全文”等与盗版网站密切相关的词汇。用户点击任一浮窗链接后，即被引导至某搜索的结果页面，该页面前列多为标注“广告”的商业推广链接，以及未取得ICP备案的盗版小说网站链接。用户进入相关盗版网站后可免费阅读“某网”全部付费章节内容，且该盗版网站页面会自动适用“阅读模式”，进一步方便用户持续免费阅读。某信息公司认为，某科技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科技公司浏览器的“阅读模式”实际上是通过插件对某信息公司运营的“某网”网页内容进行转码、重构。该重构行为并非简单的广告过滤或界面简化，而是系统性剥离某信息公司网站核心交互与营利功能，并嵌入了某科技公司自身的增值服务与推广内容。该行为已超出为适配PC端阅读或提升基础浏览体验而进行必要技术处理的合理范畴，构成妨碍、破坏网络产品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某科技公司未经某信息公司同意，主动插入“浮窗链接”，链接所涉关键词明显指向盗版资源，通过影响用户选择，直接导致某信息公司正版内容的用户流失，损害了其基于正版内容吸引和留存用户的核心竞争力，不当干扰用户对某信息公司服务的正常使用，构成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遂判令某科技公司赔偿某信息公司110万元。该一审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规制妨碍、破坏网络产品正常运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超出必要范围，系统性替代他人网络产品核心功能并嵌入自身服务牟利的转码重构行为，以及主动插入具有盗版指向的链接，影响用户选择并不正当干扰他人网络产品正常运行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对净化网络文学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原创文学作品的合法权益具有示范意义。
【案号】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5）京0105民初48068号
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
——某科技公司与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某啤酒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反黑题材影视剧《狂飙》的出品方之一，独家享有该剧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某管理公司和某酒业公司系关联公司，均成立于影视剧《狂飙》热播期内。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委托某啤酒公司生产多款“狂飙”品牌酒类商品，在瓶身、瓶贴、瓶盖、包装箱等位置突出使用“狂飙”变体文字，字形风格与《狂飙》片头所用“狂飙”字体高度近似。某科技公司认为，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擅自使用《狂飙》影视剧剧名并用于酒类商品生产、销售及宣传，某啤酒公司作为专业酒类生产企业，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影视剧兼具文化传播与商业价值双重属性。“狂飙”一词虽为常见汉语词汇，但作为影视剧名称，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已与该剧形成稳定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作用，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某管理公司和某酒业公司在多种酒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狂飙”变体文字，某酒业公司将“狂飙”作为企业字号登记使用，并在线上、线下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中，搭配使用影视剧《狂飙》的主人公名称等元素以及影视剧画面，主观上具有攀附他人商业信誉的故意，客观上导致相关公众在接触到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等售卖的酒类商品或其宣传后，误认为该商品与影视剧《狂飙》的权利人存在许可使用、商业合作等特定联系。某啤酒公司未对“狂飙”变体文字的使用进行审慎审查，存在过错，上述三公司的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遂判令某管理公司、某酒业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500万元，某啤酒公司就其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某科技公司、某啤酒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保护“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影视剧剧名经使用具备一定知名度、显著识别性及稳定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混淆行为条款保护的商业标识。本案对有效规制新类型仿冒混淆行为、完善不正当竞争领域裁判规则、守护文化创新活力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3）沪0107民初14392号
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5）沪73民终120号
提供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某科技公司等与某电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某科技公司等三公司是某外卖平台及某众包平台的运营主体。自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严重破坏了平台抢单的公平性。三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教程明确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该众包平台APP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三家公司认为，某电子公司实施的前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首先，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损害了某科技公司等平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某电子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点滑器产品虽然未直接拦截、修改平台数据及程序，但其通过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平台原有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负荷大幅增加，构成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其次，某电子公司的行为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使用涉案点滑器产品的骑手，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订单，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该行为直接导致合规骑手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受到不合理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最后，某电子公司的行为还损害了消费者及平台入驻商家的合法权益。违规抢单后易出现订单取消、配送延误、配送路线不合理等问题，直接延长消费者收货等待时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规抢单行为造成订单配送混乱、履约风险上升，降低商家出单、配送流转效率，引发消费者负面评价，损害商家经营利益。综上，某电子公司的行为妨碍、破坏了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一审法院遂判令某电子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等。该一审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生产、销售平台抢单“物理外挂”产品，通过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妨碍、破坏平台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的正常运行，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对依法规范平台经济新业态、护航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案号】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5）粤0112民初19753号
利用AI虚构他人产品测评文章搭车引流构成不正当竞争
——某科技公司与某软件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某科技公司主营销售进销存软件产品等业务。某软件公司为同业经营者。某软件公司以“进销存”为词根，利用AI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AI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进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某软件公司在自有网站发布上述文章，并在文章前后位置设置了指向其自有进销存软件产品的链接。某科技公司认为，某软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软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批量生成大量针对他人“进销存”软件的介绍、点评文章，并将其中含有“某进销存软件”字样的多篇文章发布至其官网，目的是利用搜索引擎的自然检索规则，使其官网发布的多篇涉案文章可以被检索并呈现至相关公众的检索结果中，以吸引相关公众点击文章中设置的其自有产品链接，实现引流目的。该行为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遂判令某软件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相应经济损失。该一审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利用AI技术批量生成、发布虚构测评文章，搭载自身产品或服务进行引流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构成不当截取他人交易机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对稳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有效规制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规范新兴领域竞争秩序具有示范作用。
【案号】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24）苏0214民初9489号
篡改同行直播带货视频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
——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与某传媒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拥有艺人黄某直播切片的独家商业授权。某传媒公司通过某平台三个账号同日发布内容完全一致的带货视频，视频画面均截取自某科技公司和某网络公司获得独家授权的艺人黄某此前公开的直播内容。某传媒公司发布利用技术手段篡改配音的视频，将黄某直播中推荐的面膜品牌替换为其他品牌同类产品，并挂载对应商品链接进行带货牟利。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认为某传媒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虚假宣传，遂诉至法院。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虚假宣传行为不仅包括直接针对商品性能、功能、质量等所作宣传，还包括对商品的推广关系进行的商业宣传。本案中，某传媒公司通过某平台涉案三个账号发布涉案视频推广商品时，使用了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获得独家授权的黄某直播切片画面，该画面通过技术手段变更声音内容以推广非黄某直播中销售的面膜，该商业宣传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且该虚假信息易误导消费者认为某传媒公司推广的面膜商品与黄某存在关联或系黄某推荐，从而为其带来不当竞争优势，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遂判令某传媒公司等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某传媒公司等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系规范直播经营者营销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直播电商利用技术手段篡改同行直播带货视频中的推荐商品，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推广关系产生误认的，构成虚假宣传。本案为直播从业主体划定“行为红线”，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行业诚信规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5）浙0110民初10694号
二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浙01民终2001号
恶意剪辑他人产品测评视频贬损竞争对手构成商业诋毁
——某公司、某电池公司与孙某、某新能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某公司系“刀片电池”的专利权人，某电池公司系其全资子公司，主营“刀片电池”的研发生产。某新能源公司与某公司、某电池公司为同业经营者，孙某系某新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在其运营的某平台账号发布“刀片电池”与固态电池穿刺对比视频。该视频通过恶意剪辑他人在先发布的“刀片电池”穿刺测评视频，保留穿刺与起火镜头并加以拼接，营造“刀片电池”一经穿刺即起火的虚假效果，同时展示某新能源公司的电池产品经钢钉、电钻、砖头等多重冲击仍不起火的画面。视频发布后，引发社会公众对“刀片电池”的大量负面评论。某公司、某电池公司认为，孙某、某新能源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遂诉至法院。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公司、某电池公司与某新能源公司均为新能源电池产品经营者，属于同业竞争关系。某新能源公司为推广自身电池产品，恶意剪辑“刀片电池”穿刺测评视频，拼接“刀片电池”穿刺与起火镜头，营造该电池一经穿刺即起火的虚假效果，贬损“刀片电池”产品性能，属于歪曲真实情况的误导性信息。该视频造成相关公众对“刀片电池”的大量负面评价，损害了某公司、某电池公司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一审法院遂判令某新能源公司赔偿某公司、某电池公司10万余元。该一审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有效规制商业诋毁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同业经营者为推广自身产品，恶意剪辑、拼接测评视频以歪曲真实情况，并发布不实言论、贬损竞争对手产品性能的，构成商业诋毁。本案对依法整治“内卷式”竞争，切实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具有示范意义。
【案号】
一审：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6）渝0192民初19081号
能够识别对比商品来源的不实比较广告构成商业诋毁
——某公司与某百货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
某公司在第32类饮料等商品上获准注册多个“诺特兰德”商标，“诺特兰德”品牌的钙铁锌直饮包商品及其包装装潢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某百货公司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将“诺特兰德”品牌的钙铁锌直饮包商品作为对比商品。视频中虽遮盖了品牌标识等，但清晰展示了对比商品的外包装形式。某百货公司在视频中宣称，对比商品的“含量都不达标”“钙铁锌是淀粉做的”。该视频评论区上方由平台自动生成“大家都在搜：诺特兰德钙铁锌……”，评论区还显示，相关消费者根据外包装罐特点识别出该商品为“诺特兰德”钙铁锌直饮包，称“刚拍了诺特兰德”“果断退货”等，并发出退货截图。某百货公司则在视频评论区主动引导消费者购买其自有商品。某公司认为，某百货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遂诉至法院。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百货公司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遂判令其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某公司30万元等。某百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某百货公司认为，其在视频中已采取技术手段将对比商品的品牌标识进行遮挡，消费者是基于自身认知而并非某百货公司的行为产生误认，某百货公司未实施商业诋毁行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百货公司虽将对比商品的品牌进行遮盖，但短视频平台大数据以及消费者均通过外包装识别出该商品系“诺特兰德”钙铁锌直饮包。某百货公司宣称对比商品“含量都不达标”“钙铁锌是淀粉做的”等负面评价并无权威检测、行业标准等专业依据支撑，构成虚假信息，且已超出正常评论的合理限度，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意愿和购买决定，损害了某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为依法认定商业诋毁的损害对象、有效惩治商业诋毁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明确，侵权人虽在直播营销中遮挡对比商品的品牌标识等信息，但消费者仍可通过对比商品的外包装等识别对比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对比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即为该商业诋毁行为的损害对象。本案对细化商业诋毁行为的裁判标准、切实提升司法保护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案号】
一审：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05民初37号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鲁民终374号
来源：court.gov.cn
指导案例
指导性案例275号：江苏省金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指导性案例275号：江苏省金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销售行为 侵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
裁判要点
被诉侵权人组织进行被诉侵权种子的买卖，并实际主导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履行时间等具体交易条件，构成交易组织者、决策者的,可以认定其直接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
基本案情
江苏省金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种业公司）诉称：金某种业公司为水稻植物新品种“金粳818”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江苏亲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某农业公司）招揽会员并收取服务费，以在会员微信群内发布“农业产业链信息匹配”消息的方式，向会员销售白皮袋包装的“金粳818”稻种，构成对案涉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故请求判令亲某农业公司停止侵害，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300万元（币种下同）。
亲某农业公司辩称：其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818”水稻种子，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
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市某研究所系品种权号为CNA20******.*，名称为“金粳818”的水稻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2017年10月，天津市某研究所出具《授权书》，授权金某种业公司独占实施。
2019年5月21日，金某种业公司委托的调查人员通过微信向亲某农业公司人员询问“金粳818”种子价格，亲某农业公司人员回复称白皮袋“金粳818”种子每斤2元。同年5月25日，金某种业公司委托的调查人员微信告知亲某农业公司人员“希望明天签合同”并询问包括1万斤“金粳818”种子在内的种子到货时间，亲某农业公司人员随即允诺可以满足该需求。同年5月26日，金某种业公司在江苏省宿迁市某种子店铺，经公证取得《联合农场加盟协议》1份、收据1张。该协议甲方为亲某农业公司 ,乙方为金某种业公司委托的调查人员。协议载明：甲方打造农业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包括农资集采、基地服务（耕、种、收、打药、施肥 、无人机植保等）、信用支持（农业保险、农业贷款）、订单农业、粮食银行等种植一站式服务，目前服务200多万亩耕地，辐射苏、鲁、豫、皖四省4600多名大户，年交易超过2亿元；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收益，乙方加盟亲某联合农场享受农资集采零差价；甲方相当于是乙方的农资采购部，甲方全球采购优质价廉的农资投入品，并按照集采价（出厂价）供应给乙方，甲方承诺为乙方节省农资投入品30-50元/亩/年；乙方实际耕地面积470亩加盟亲某联合农场，并享受农资零差价集采服务,并承担10元/亩/季服务费用（年服务费用20元/亩），合计费用4700元 。该协议签订当日，金某种业公司的调查人员向亲某农业公司支付一季加盟服务费4700元，亲某农业公司向金某种业公司的调查人员出具收据1张。亲某农业公司认可该公证书记载的店铺由其经营。同年5月28日,亲某农业公司人员向金某种业公司的调查人员确认已联系好“金粳818”种源，并提供了所谓“供方”周某的手机号。同年5月30日，金某种业公司的调查人员微信告知亲某农业公司人员已与周某取得联系，亲某农业公司人员回复确认。同年6月2日，金某种业公司经公证取得被诉侵权种子1万斤，由案外人送货、代收款，并提供收条。该收条记载“加某农业送稻种（金粳818）250包×40=10000斤×2=20000.00元”，收条上还记载了周某的姓名和手机号。
一审期间，根据金某种业公司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某植物新品种测试杭州分中心对被诉侵权种子品种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诉侵权种子与“金粳818”水稻种子标准样品系“极近品种或相同品种”。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2日作出（2020）苏01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一、亲某农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金某种业公司“金粳818”植物新品种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二、亲某农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金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宣判后，亲某农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5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亲某农业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金粳818”植物新品种权。
一般而言，买卖双方就标的物买卖条件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销售合同依法成立，则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销售行为。案涉交易中，亲某农业公司通过微信群发布种子供应信息；金某种业公司委托的调查人员从亲某农业公司处得知有白皮袋包装的“金粳818”出售，在签署《联合农场加盟协议》并付款后，亲某农业公司将所谓“供方”信息提供给金某种业公司；金某种业公司按照亲某农业公司的安排取得被诉侵权种子。上述交易过程中，种子的数量、大致交货时间由亲某农业公司确认，种子的价格由亲某农业公司确定。亲某农业公司实施了发布被诉种子销售具体信息，协商确定种子买卖的包装方式、价格、数量、履行期限等交易条件的行为，销售合同已经依法成立。亲某农业公司系被诉侵权种子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可以认定其直接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构成对“金粳818”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所谓的签订加盟协议，由第三方交付等，目的是掩盖其直接实施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事实。
亲某农业公司系种子农资专业经营者，明知未经许可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性质，仍然使用未标注品种名称的白皮袋销售被诉侵权种子；其通过信息网络途径组织买卖各方，以“信息匹配”掩盖销售行为；以农民出售自繁自用剩余常规种子名义掩盖侵权实质；其宣称服务 200多万亩耕地，辐射苏、鲁、豫、皖的4600多名种粮大户，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其侵权范围广、规模大。亲某农业公司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年修正）第28条、第3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法释〔2021〕14号）第4条、第12条
正文来源文件：指导性案例275号：江苏省金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docx